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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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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在政治上已經失效了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反映於文化上的失敗,是怎樣的碰壁呢!

自從一九二八年開始,跟著一九三○年的瘋狂的立三路線飆起了一個極盛時代以後,即趨向於脫離群眾的衰落狀態中的左翼文化運動,中問雖然經過共產主義的作家們多次集體的努力,到今天,事實依舊證明無法以無產階級作品本身來爭取和組織廣大的知識青年。所謂現階段的列寧主義的作品的產生,在左翼作家本身,也自知只是一個好聽的名詞而已。這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目前的苦悶和要求,是民族的,而非階級的,是一個民族的死亡和復興的問題,而不是一個階級的利害問題。所以作為教化的武器的文學,應該是為了民族的生死戰鬥,而不是單純的為了某一階級的前途。而且從沒落的舊貴族或小市民出身的今日的左翼作家們,我們自己問問,當初參加左翼文化運動的本意,是為了遏制不住火一樣強烈的階級的仇恨心,還是為了目睹和身受這民族的危機呢?以一個從苦難的民族的掙扎裡出來的作家,而企圖創造理想的無產階級作品,結果,自然沒有一個不遭到悲慘的失敗。其中有幾部為青年所歡迎、所愛好的作品如《子夜》等等,則都是含有針砭民族的今天的某一些病狀的意義,超過它為階級服務的意義的。然而這些作品,又正是共產主義的文學理論的尺,所認為右傾的含有毒素的。正和共產主義的政治運動一樣,左翼文化運動之陷於失敗而趨沒落,是存在著一個歷史的客觀的原因的,針砭著中國今天的現狀。在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的對比之下,我在鄭重的考慮之後,得到了如上的結論。因此在懺悔過去的錯誤之餘,我完全放棄過去的政治立場,脫離中國共產黨,自後決定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為復興民族文化,盡我個人的力量並將此種微意,敬獻於青年的朋友們之前。

姚蓬子押

四月十八日

在那樣的年月《脫離共產黨宣告》之類在《中央日報》上並非鮮見。那種《宣告》往往“模式化”,諸如“因年幼無知,誤入歧途”云云。姚蓬子則不然,洋洋灑灑寫了兩千餘字,從筆調、從習慣用語來看,完全出自他的親筆。他的《宣言》,不僅僅“宣告”一下自己從此脫離共產黨,從此“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而是現身說法,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誡廣大人民,尤其是“親愛的青年朋友們”。他談得振振有詞,他的《宣言》要比《中央日報》的社論更能蠱惑人心。因為他曾是響噹噹的“左翼作家”、“共黨要員”,如今在“鄭重的考慮之後”,說出這番“宣言”,要廣大青年“引以為戒”。

一紙“宣言”,成為姚蓬子的賣身契,成為他的人生道路上紅與黑的分界碑,分水嶺。在此之前,雖然他有著一股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但他確實屬於左翼作家陣營中的一員,也確實做過一些有益的革命工作。然而,在投降、叛變之後,他成了可恥的叛徒文人。

姚蓬子反戈的訊息,不脛而走,中國文壇為之驚心,左翼作家們為之切齒。

在“蓬子轉向”之後,再重讀魯迅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聯”成立大會上發出的警告,是何等睿智:

“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

又如魯迅所言:

“因為終極的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姚蓬子的叛變,只不過是鍊鋼爐中排出了值,鋼越發精熟了。

一輛轎車在四月二十日駛入南京反省院——就在姚蓬子寫出《宣言》的第三天,從車上下來的,是國民黨大員張道藩。此人乃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文化委員會主任。張道藩親自前來探望姚蓬子,使姚蓬子受寵若驚。

“我們已經是同志了!”張道藩笑眯眯地拉著姚蓬子的手,“你的《宣言》寫得很好,很有說服力。”這位國民黨的中宣部長,是很注意“宣傳效果”的。他預計姚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