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受這位“棍子”的棍棒之苦的，唯有其父姚蓬子。當他獲知要開展反右派鬥爭的訊息，連忙告訴父親。幾天之後，有人看見，一位年輕人趁眾人午休之際，迅速地在上海作家協會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然後趕緊躲開。那張大字報的標題很醒目，曰《擁護共產黨整風！》，署名姚蓬子。貼大字報者是誰？姚文元也！

只是這張大字報未能使姚蓬子成為“左”派。不久，姚蓬子還是給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不過，這一回姚文元有了《錄以備考》那樣的“王牌”，他也就沒有受父親的牽連——他口口聲聲在組織生活時表白與父親“劃清”了“界限”。

第七章　文壇惡棍

“雙喜臨門”

《錄以備考》留在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腦海中的美好印象，終於在一九五八年化為一紙調令：姚文元不再是從中共盧灣區委宣傳部借調到《萌芽》雜誌編輯部，而是正式調往中共上海市委。

那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八屆五中全會。會議增選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為政治局委員。會議決定，中共中央於六月一日創辦政治理論刊物《紅旗》，任命陳伯達為總編輯。

柯慶施一回到上海，當即決定中共上海市委也創辦理論半月刊，取名為《解放》，於七月一日創刊，任命楊西光為總編輯，石西民為副總編，周原冰為編輯部主任。柯慶施點名調來姚文元，任編輯部的文教組組長。

從此，姚文元成為柯慶施“直轄部隊”中的一員，訊息益發靈通了，跟張春橋的接觸也更加頻繁了。

柯慶施有一個習慣：剛從毛澤東身邊歸來，一下飛機或者火車，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員開小會。他掏出小本本，傳達來自毛澤東那裡的最新資訊。姚文元常有機會出席這樣的小會了。他拿出小本本，不斷記下柯慶施的話，揣摩這些資訊，加以延伸，加以發揮，便變成姚文元的文章。軋苗頭，看風向，已成為姚文元的寫作秘訣。

政治上的得勢，加重了姚文元在愛情天平上的分量。今非昔比，姚文元已不再是在中共上海盧灣區委挨批判時那樣窩窩囊囊，再也不用在肅反三人小組成員之一金英面前低三下四了。“英雄”，贏得了金英的愛情。

一本又一本散發著油墨清香的新書，不斷送到金英手中。每一本書，彷彿一顆砝碼，加重了姚文元在愛情天平上的分量：

一九五七年六月，姚文元平生第一本書——雜文集《細流集》，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印行了姚文元的第二本雜文集《在革命的烈火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姚文元的第三本書——《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本小冊子——《革命的軍隊，無敵的戰士——談談（保衛延安）的幾個特色》，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印出，成為姚文元的第四本書。

離香山路不遠的思南路八十五號，變得熱鬧起來，貼上了紅色的“喜”字。

自從劃為右派分子之後難得露面的姚蓬子，也穿上一身新衣裳，和妻子一起前往香山路，步入兒子的新房，表示祝賀。

姚文元經歷了一番“苦戀”，終於結婚了。新娘便是金英。

為了慶賀與金英的結合，姚文元取了一個筆名“金兆文”。“金”、“文”的來歷都很明白，那“兆”則取自“姚”

姚文元“雙喜臨門”了。他，“羽翼已就”，要“橫絕四海”了。

討伐文壇老將

南征北戰，東討西伐。越是得志，越是瘋狂。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手中拎著棍子，戰績“輝煌”。

過河的卒子吃老將。姚文元所徵所伐已是那批建樹豐功的老作家。

馮雪峰，當他擔任左聯的中共黨團書記時，姚文元才出生。馮雪峰參加過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後又受中共中央派遣來到上海，成為魯迅的親密戰友，魯迅去世時喪事由他主持，解放後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對於這樣的革命前輩、文壇老將，姚文元斥之為“修正主義路線的代表者”。姚文元用從筆尖流出的墨水，往馮雪峰臉上抹黑。那些話語，非常刻毒：

“馮雪峰從他早年參加左翼文藝運動開始，指導他的行動的基本思想，就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同個人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始終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革命只看作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革命，因此，就頑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