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小得多。在寫《姚氏父子》時，我以為寫姚蓬子要比寫姚文元容易，原因便在於姚蓬子本來就是個性格鮮明的人，他的喜歡炫耀、不甘寂寞，他的馬虎之中透著精明，他的吝嗇刻薄，他的不修邊幅，構成了他的生動形象。相對來說，書中對姚文元的性格的刻畫要差一些，他不如姚篷子那般鮮明。

姚文元道路，是一條政治投機之路。“反胡風”、“反右”和“文革”，姚文元充分表現了他的政治投機的手腕，來了個“三級跳”。把這個人物的本質寫透了，把“無產階級金棍子”的“成長曆程”寫出來，實際上就是對建國以來幾次重大的“左”的失誤的分析與批判。姚文元在“反胡風”中，本來處境狼狽，因為姚蓬子受胡風一案牽連，被公安部拘捕審查，姚文元也因與胡風的來往受到組織審查，而且審查小組負責人之一便是他當時的戀愛物件金英。他差一點連女友都告吹！他隨機應變，投奔張春橋，接二連三地在張春橋任社長兼總編的《解放日報》上丟擲一系列批胡風的文章，他由此不僅保全了自己，而且在上海文藝界嶄露頭角。在一九五七年“早春天氣”，姚文元本來發表了許多篇有著“右派”言論的文章。“右派”的帽子已在他的頭上旋轉了！當他聽到“反擊右派”的風聲時，急急丟擲那篇《錄以備考》，迅速被《人民日報》在頭版轉載，《人民日報》還在社論中提及《錄以備考》，他再度投機得勝，成為“反右英雄”。此後，他躊躇滿志，“橫掃”巴金、艾青、秦兆陽、流沙河、周谷城，以至把棍子打到丁玲頭上。他終於經張春橋力薦，被那位從北京秘密來滬的“女客人”所看中。於是，江、張、姚結夥，姚的“四評”（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評陶鑄、評周揚）拉開了“文革”大幕，他也由此一躍而為“中央首長”……剖析姚文元道路，為他立傳，目的在於使青年讀者瞭解“左”毒曾怎樣狂撅一時，給人民的事業帶來多大的災禍，從而察往知來，借昔鑑今。細細追窮姚文元的“政治投機商”的看家本領，發覺乃是與其父一脈相承。姚蓬子時而是左翼作家聯盟執委兼總務部長，中共中央特科聯絡，時而倒入國民黨反動派懷抱，成為中統局的科長，接連發表反共文章，時而當起作家書屋老闆，時而教起中國文學史來……寫姚文元，不可不寫姚蓬子。於是，我選定姚氏父子作為傳主。寫《姚文元傳》，著眼於姚氏一父一子，卻濃縮著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政治風雲和文壇搏鬥。這是一對特殊的父子。傳主本身所具備的深刻內蘊，使傳記具有力度和深度。

在我看來，把透明度甚差的人物透過長篇傳記清晰地推到讀者面前，這個過程如同解數學方程求得X。求解姚氏父子的X，是頗花精力的。我終於在一九八六年秋，寫出了《姚文元傳一書初稿》。

寫完後，鑑於這本書所具有的敏感性，兩家大型文學叢刊的編輯看了，都很喜歡卻未敢發表。我不求急功近利——早在醞釀寫《姚文元傳》這樣一批人物傳記時，我就已很明確地跟一位老編輯談過。我說，寫完之後，也許要過十年、二十年才得以與讀者見面，但我必須抓緊在這幾年採寫——因為許多歷史的見證人已經步入風燭殘年，晚了一步就無法從他們的記憶倉庫裡“搶”到不可復得的珍貴史料。我在採寫《羅隆基傳》時，就有深切的感受，因為那段時間我簡直成了北京幾家醫院的常客——被採訪者差不多都年已耄耄，只能在病房中接待我。我想，我將不僅僅把我寫的這些傳記留給後人，我也將把大量的錄音磁帶、採訪筆記留諸後人——那將成為歷史學家的研究資料。正因為這樣，寫這些人物傳記，我耐得寂寞。青燈一盞，書桌一張，默默筆耕，案牘勞形，如此而已。

《姚文元傳》寫出初稿（初稿名《姚氏父子》）之後，我又發現一些新的資料、新的線索。在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初，我進行了補充採訪，對初稿作了很大的修改、補充，從最初的十三萬字擴充到二十五萬字。

在完成第三稿之後，作者再度赴京，對姚蓬子胞妹姚舞雁、姚蓬子多年之友樓適夷以及已經出獄的關鋒進行採訪，又對全書作了補充修改。

本書初版本於一九八八年印出。出版前曾由國內多家報刊發表。此後，我又訪問了田家英夫人董邊、劉志堅、李銳、蘆獲、馬以鑫以及陳伯達、王力、戚本禹等。我還專程前往姚文元故鄉——浙江諸暨，來到姚公埠姚家老屋。在諸暨，得到地方誌辦公室陳侃章、檔案館姚彩娟以及姚家老鄰居俞校法等的幫助。這次，在初版的基礎上，作了較大的修改、補充。

在本書出版之際，謹對時代文藝出版社與梅中泉同志給予的鼓勵、支援表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