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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這是在經濟上的關係，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非常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中國文明一直保持著東亞甚至是亞洲文明中心的地位。文明的一大特點是它的擴散性，文明之間的勢差越大，擴散的動力與速度也越大，圍繞該文明而形成的國際體系的範圍也就越大。中國文明對周邊的地區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亞洲國際體系得以形成的現實基礎。同時中國的技術發明和技術輸出也是吸引周邊國家的一個很大的因素，中國的技術發明，包括從周代的弩到東漢的紙，都加深了中國與鄰居們之間的差距，並因此而在所有層次上都增加了國際關係增長的潛力。”

“在經濟上和文化上中國都以一種高高在上不求人的形式高度，再加上儒家中所謂的德化以及夷秋的所指，中國一直以來都不屑於對外的交流。這也就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西方文明的優勢幾乎總是意味著積極的對外擴張，而優勢的中國文明追求的卻是“四夷來朝”、“德化來遠”。一個是去，一個是來，正是中西方文明的不同本質。”

“是啊，萬朝來賀，好威風，好風光……中國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的迷失了自己。那時候的外交，完全就是一個強勢的外交，我記得從漢代開始，雖然古代朝廷的接待十分的冷淡，但是一些小國政權仍舊隔三岔五的派使者帶著“貢品”來到中原，原因就是朝廷的回賞永遠要大於貢品的價值，中國的皇帝和禮賓官都成傻子了。”李德林也在感嘆著曾經的輝煌所帶來的痛楚。

“哈哈，德林，這種進貢除了表面上的不等值收入外，同時在朝貢體系中，進貢本身就是一種特許貿易。一些邊遠的國家派使者前來中國並不是因為他們敬畏中國的力量，而是隻有透過加入朝貢體系，他們才有資格與中國進行貿易。而且這種特許貿易是以‘厚往薄來’為特點的；一方面，貢使來朝，沿途供給基本上是由中原王朝負責的，中原王朝對朝貢國的所謂賞賜的價值也往往遠遠超出朝貢國的貢品價值，再加上很長時間以來，中原各王朝都對外國進貢之人所帶來的貿易物件採取了免稅的政策，因此對於朝貢國來說，對中國朝貢是一件十分有利可圖的事情，因而出現許多朝貢國不到貢期就要求朝貢的現象。例如明初本來規定朝鮮三年一貢，而朝鮮卻多次要求改為一年三貢，而日本在自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之後即退出了朝貢體系，然而在很長的時間裡，日本卻要求受其控制的琉球王國繼續維持與中國的朝貢關係，以從中獲利。”

“那我們中國豈不是一直在做最大的冤大頭？”李德林眉頭有些擰，他也略知這些歷史，但是卻沒有段國學所敘說的這樣詳細和透徹。

“表面上看的確是這樣的，但是這裡又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朝貢國在得到各種經濟利益之後，卻在返程之時又將所獲得的各種利益重新購買了民間的絲綢、茶葉、瓷器以及其他中國原產物品，這也是刺激中國民間經濟的一種反哺。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長期以來我們中國一直是有著巨大的貿易順差，這樣在一定情況下，這種當冤大頭的形式也變相的在減小著貿易順差。德林你也知道，貿易順差和逆差都不能過大，長期的貿易順差並非好事，它不僅意味著一部分資源沒有利用，而且加大了貿易磨擦，增大了貨幣升值的壓力，經濟學中有所謂‘三元悖論’或者‘永恆的三角形’的理論，是說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三個目標中，只可能達到兩個，不可能同時實現三個。我們目前的現實是，在資本流動不能完全控制的情況下，保持了匯率的穩定性，卻部分犧牲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我國投資出現過快增長的情況下，導致貨幣政策操作空間縮小，對遏制投資增長效果有限。有國外研究者透過研究發現，從明清時期以來，由於長時間的貿易順差，歐美各國為向中國購買茶葉瓷器絲綢等物品，在幾百年的時間中向中國輸出了五億兩白銀，這樣大的順差也帶來了一些比較明顯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容易引發新的貿易摩擦，而英國利用大量輸入鴉片，就是希望利用鴉片扭轉和中國之間巨大的貿易逆差。”

“正是這樣的高姿態，造成了我國一直以來對外外交都是處於一種強勢的外交，這給其他周邊諸國帶來了很深的成見，這種隔膜不是一天兩天所造成的，也不是能一天兩天能化解的。你看就是到了現在，你我二人在這裡和越南領導人往來時，仍舊有著一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