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黨的無可爭議領袖之後，這些觀點一直被奉為是正確的。但博古和洛甫沒有指名批判毛澤東，因為他在當地很有威望，也許還因為共產國際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開與他作對。而毛本人也很謹慎。他沒有去保護受到點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還公開支援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稱，春季反蔣介石第四次軍事圍剿的勝利應歸功於黨的正確的進攻路線，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堅決地“反對低估革命形勢，反對那些要在敵人的（下一次）……圍剿之前驚慌逃跑的機會主義分子”。⑥鄧小平則成為這一運動鬥爭的目標。4月15日，洛甫在報紙上發表署名文章點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與鄧有密切工作關係的李維漢，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號召對他進行“殘酷的鬥爭”。李維漢指責他反對黨的“前進和進攻路線”，公然反對進攻大城市和把紅軍發展到百萬之眾的決策，對黨的新領導集體缺乏信心，不相信共產國際。最後的這一項指控最耐人尋味。這表示，無論鄧小平對李立三路線的觀點如何，至少他們都是一樣的愛國主義者。李維漢的文章中並沒有提到鄧小平是在何時及如何表達他的觀點的。但可以明顯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這一關口，鄧小平也不屑於掩飾他對重大政策問題的看法。

鄧小平也許曾被拘禁。他當然被迫寫了自我批評的宣告。他的槍支被解除，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被撤銷，還受到“嚴重警告”處分，被派到根據地北邊的一個縣擔任一名“區巡視員”⑦。

據一位中國史專家的說法，當時黨的領導可能是害怕鄧小平在那個偏遠的縣城“會出事”⑧。不管是不是這個原因，只過了幾個星期，他就被凋到紅軍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這意味著他得到了完全平反。這要感謝王稼洋和羅榮桓。王稼祥是回國留學生，羅榮桓是職業軍人。王稼祥擔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響的人物，但他的職位在黨內畢竟低於博古和洛甫，因此這一舉措顯示了相當大的勇氣。

1933年夏天，鄧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傳處擔任新建立的週刊《紅星》報的主編。在這項工作崗位上，他平靜地度過了一年。他遠離前線（但從1934年春天以後離前線就越來越近）；而且也處於決策圈之外。當時蔣介石1933年10月發動的第五次軍事圍剿正威脅著根據地的存亡。

蔣介石為了發動第五次圍剿，調動了將近百萬大兵。其中近半數屬於由南京國防部直鏡統率的中央軍。在進攻前，蔣對七千多名軍官進行了特別的訓練，包括政治教導，並且制定了全面的戰略方針和詳細的作戰計劃。他的戰略方針是從北面進攻根據地，並封鎖其它三個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戰計劃的要點是步步為營，堡壘推進。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間，國民黨軍隊在根據地周圍和內部共修建了一萬四千多個堡壘，有一些規模很大，可以容納幾百人。

紅軍對此束手無策。毛澤東後來聲稱如果繼續運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間總結出來的戰略戰術，特別是採用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就可以保住根據地。事實上蔣介石正是針對共產黨的機動靈活的戰術制定他的作戰策略的，他在前線的指揮官都非常謹慎避免被誘莽撞前進，同時在前進時注意相互照應。毛澤東並不比當時負責指揮作戰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蔣的進攻。當時負責指揮的是周恩來（第一方面政治委員）、博古（黨的領導）和1933年10月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周恩來於1932年10月接替毛澤東擔任該職——原文注）但這三個人的失敗在政治上給毛澤東提供了最終贏得黨的領導權的機會。

夏天，周恩來、博古和李德認為無法守住根據地，為了生存。必須撤離，並制定了周密的撤退汁劃。隊伍帶著大批輜重物資作戰略轉移，行軍了兩個星期以後，國民黨才察覺，而等到再調兵攻打時，隊伍已經走出五百英里遠了。當時他們尚未決定大隊人馬應該向何處去，而只有一個臨時的目標：前往湖南南部的偏遠農村。從那裡有幾條路線可以選擇，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個小根據地；一是向西進入由軍閥控制的地區。當然，他們之中誰也沒有想到，他們所策劃和執行的這項行動，當時稱之為“轉移”，結果卻變成了“長征”，足足走了一年，長達二萬五千裡。

在長征開始時，鄧小平仍是《紅星》報的編輯。軍（應為主編。——譯註）隊出發時攜帶了大量裝備，肯定也包括編印報紙所需的裝置。但11月底，在他們橫渡廣西東北部的湘江時受到三面夾擊，大部分裝備被迫丟掉了。儘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