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即小辮子），而使自己達到成功的目的。⑩到1967年夏，有組織地批鬥劉、鄧的運動達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萬的紅衛兵首次被允許圍攻中南海，並且在劉、鄧和陶鑄的家裡召開“批鬥會”，批鬥他們和他們的夫人，還強迫他們的孩子旁觀。在一次批鬥會上，鄧被迫跪下，兩隻胳膊被反扭到背後。紅衛兵們稱這種姿式為“噴氣式”。此時，他擔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趕出中南海，在集會上受凌辱，可能還會被毒打一頓，然後被關進監獄，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罷黜的領導人在1966年一樣的命運。

但鄧躲過了厄運。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軟禁在一座小房子裡，一直與他一起生活的三個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鄧的繼母夏伯根被允許與他呆在一起。漸漸地，報刊上對他的攻擊消失了。

劉少奇的命運則要慘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許下，成立了一個調查劉的“專案組”。很快，“專案組”便處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專案組在報告中把劉說成是“叛徒、內奸、工賊”。1968年10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透過了這份報告，劉被撤銷一切職務，並被開除出黨。僅一年之後，由於得不到藥品和醫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監獄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於1968年被關進監獄，在獄中呆了八年。

就在這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鄧被撤銷了黨內和政府部門的一切職務，但允許他保留普通黨員的身份。毛肯定進行了干預，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擊已經是夠大的了，但接著又遭受了另一個更大的打擊。9月，他的大兒子鄧樸方從北京大學的一幢房頂上摔下來，傷得很重，其時鄧樸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學生。關於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種說法，但有兩點是一致的：鄧樸方正遭受一群紅衛兵的折磨；當救護人員最終把他從摔下來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醫院時，他被拒絕接收入院。最後，當矯正門診部提供給他一張床位時，一切都太晚了，已來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於癱瘓。出院後，他被送到首都郊區一家殘疾人福利院繼續生活。當他病倒在床上時，他還得用金屬絲編制籃子為生，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經過整整兩個年頭的軟禁，鄧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趕出中南海，並在軍隊的監護下，被髮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這是林彪策劃的行動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許多被鬥倒的老幹部和幾位老帥，一個個遣送到遠離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動與他的總參謀長黃永勝在1O月18日發出的一則命令密切相關。該命令宣佈國家已處於緊急狀態，並命令武裝部隊進入最高戒備狀態。黃當然依林的指示辦事，但林沒有徵詢毛的意見。當林於1O月19日打電話告訴毛這條命令時，毛認為這或許是“發昏”了。毛反對林擅自發號施令。無論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將於北京舉行周恩來與前蘇聯總理柯西金關於中蘇邊境緊張局勢談判之際有任何軍事事件發生（自從3月份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激烈衝突以來，雙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應使林大吃一驚，但這並沒有使林中止將鄧和其他一些老將軍以及政治家趕出首都的計劃⑾。

假如邊境事件真的發生的話，那麼周恩來首當其衝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蘇邊界衝突並未發生，周恩來才有可能留下來照顧被流放的鄧小平。否則，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處理，那麼鄧將會很慘。在黨內，由於周的地位低於林，因此他無權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電話給江西黨的領導，要求他們為鄧及兩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個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計劃中的山區。透過讓他們與那些不是林的親信的地方軍人一起相處，周能為鄧安排一個寬鬆的環境。鄧在飛赴南方時能帶去一小部分圖書，這當然要歸功於周⑿。

在江西，鄧、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樓的四個房間裡。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學校校長的居所。他們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應，但在其他方面他們必須自己照顧自己。大多數飯是夏做的。鄧劈木柴，敲碎煤塊，以供火爐生火，這是唯一的供暖資源。鄧還做大量家務。卓琳剛來時身體不適，不能幫鄧做許多事，直到天氣轉暖，其健康狀況有所改善後，才接替鄧和夏做一些事情，並和鄧一起，開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種些蔬菜。與此同時，鄧和她都在距住處約一英里的一個拖拉機修理廠裡勞動半天。

對三個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艱苦的，但警衛人員並沒有干擾他們。對鄧而言，能夠看到書是極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傳記稱，在江西的三年裡，他閱讀了“大量馬列著作和其他許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