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技術能力所不及的工業專案。兩者都令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大躍進”的章程是一個檔案，這個檔案由一整套信條和若干決議組成，是1958年1－2月間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舉行的黨的代表會議上共同商議作出的。該檔案統稱《工作方法六十條》。它包括許多不同的問題，如毛關於革命性質的新理論、管理國民經濟的責任從政府轉到了黨、資源的分配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各省、採用新的計劃方法和先進的農業生產方法。有關革命的段落表明了毛己離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甚遠，他認為，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土地和資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也反映了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進情緒，正如他所說的：　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1949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三大改造（農業、工業和商業）……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②關於經濟計劃的段落表明，它已徹底打破了過去的計劃。經濟發展計劃被中央和地方各級機構制訂的兩套主要產品生產指標的計劃所取代。中央在制訂計劃時有兩本帳，一本是必成的計劃，一本是期成的計劃。地方也有兩本帳。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按照這種方法，工廠、礦山和農業合作社最後要完成的生產指標要比中央為它們那個行業制訂的全國的生產指標增加了幾倍。新的計劃試行不久，便帶來了種種弊端。在最基層，它驅使當地的幹部向工人和農民提出過多的要求，致使他們變得日益疲倦和沮喪。在中層，它助長了浮誇風，幹部們所報的產量與實際的完成情況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領導層對國家的經濟狀況形成了完全錯誤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是想加強“領導與群眾的聯絡”。然而，在實施的過程中，它卻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在位居中央的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勞作在工廠和田間的工人和農民之間製造了幾個不學無術、膽小怕事的幹部階層。

“大躍進”在制度上的一個最大的創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農業生產合作社曾集中起來以便共同為大規模的修建運河、水壩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人民公社就起源於此。集中導致了合併；合併導致了新一級行政機構的產生；這一級機構的產生使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門之中的職責轉到了它的身上。這時，那些在兩年半前農業集體化運動期間的積極分子又立即開始行動——到1958年底，99％以上的農戶都入了社。

公社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這段時間內，它們發生了幾次實質性的變化。從公社最初的形式來看，其實只不過持續了不到三年，它們是毛喜歡的組織形式。人民公社之所以最大限度地迎合毛的心意，與其說是因為他喜歡行政上地方分權，不如說他更喜歡這一級組織能夠動員基層最廣大的群眾。公社的職權範圍很廣，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活動。這也迎合了毛不喜歡專業化的思想。公社傾向於組織集體生活和集體勞作，鼓勵全體社員在公社食堂吃飯，鼓勵妻子們在外出到田間幹活時把孩子送進託兒所。公社透過各種活動和透過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平均分配社員收入。這也非常合毛的意，因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滅熱心追逐個人利益行為的一個途徑，也因為他堅信，這祥做還為“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分配原則開闢了道路。

“大躍進”是在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發動起來的。同二十個月前召開的八大一次會議一樣，這次會議也是由劉少奇作主要報告。他較早的報告是相當謹慎的；而現在他的這個報告是急躁和不現實的。在八大一次會議上，毛本人只講了一次，而且十分簡短。而在這次會議上，毛髮言不少於五次，而且異常興奮，也使他的聽眾們興奮不已。他批評了斯大林對發展所持的冷漠的和官僚主義的態度，並宣稱，全黨目前的任務是“揭蓋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難的可能性），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這次會議最後還透過了一條“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後，幾千名代表信心十足地返回到了他們的工作崗位，堅信他們事業成敗的關鍵要看他們以多麼大的熱情和有效手段使這條總路線付諸實施。

在隨後的六個月中，全國七億人民都處於極度的狂熱之中。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先是人民公社成立了，緊接著就流傳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