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們因而成為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國的資本主義已基本消失。

對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公然譴責斯大林的做法，毛澤東一開始就感到不滿。同年4月底，池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　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棒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⑦赫魯曉夫這一做法所帶來的後果是，先是在波蘭引起了暴亂，隨後斯大林主義在匈牙利的統治也宣告瓦解。毛由此斷定，赫魯曉夫在意識形態領域犯了錯誤，他對斯大林的攻擊是輕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魯曉夫還在這次代表大會的另一個報告中談到，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國家政權。毛也由此斷定，列寧主義的相當多的東西已被赫魯曉夫丟掉了。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毛用了一個最為生動的比喻來表達他的這個觀點：　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體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波蘭的］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大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⑧。

在1956年9月舉行的中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有四個人作主要報告：毛澤東，他僅致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詞；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劉作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周作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長篇報告，這個五年計劃即將在1958年開始實施。鄧的報告是第二天作的，在這個篇幅很長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他概述了中國社會的狀況和黨的任務。由於他的報告在風格上、實際內容上都同其他三個人的講話有著顯著的不同，因而可以把這個報告看成鄧小平個人的政治宣言。其價值不僅在於它反映出鄧個人對當時政治形勢的觀點，而且也可作為一種標準，用來評判這些觀點日後的總體發展。

鄧在此論述了以下三個主要的政治觀點：中國階級關係的狀況；黨員要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以及在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黨的領袖的作用。他在一開始就明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中國正處在順利地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過程中（是指這個社會僅有一個階級存在，而不是階級已全部消亡）。他在把黨在1945年的狀況同它在1956年的狀況作了比較之後，指出：　現在，我們的國家的狀況完全不同了。我國的人民革命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已經在1949年獲得了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實現了空前未有的國家統一。現在，除了個別邊疆地區以外，我們不但已經徹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而且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任務。同時，七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所有這些，使得我國的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農民已經由個體農民轉變為合作化的農民；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處在消滅的過程中⑨。

在後面的一段講話中，他說：　在第七次大會以前和以後的相當時期內，對於不同的社會成分規定不同的入黨手續，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時期，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和職員已經只是一個階級內部的分工……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在政治上已經站在工人階級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和學生變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農民和他們的子弟變為職員和知識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學生、工人和職員變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變為農民、學生、工人和職員。把這些社會成份分為兩類還有什麼意義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麼分得清呢？⑩他所說的黨的作用和政策的含義在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中作了清楚而詳細的說明，決議指出，中國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狀況之間的矛盾。決議指出，“全國的主要任務”是“集中一切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並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在談到黨員的品行時，鄧闡發了他曾反覆重申過的兩個問題：官僚主義作為一種工作作風的危害性和黨同非黨員合作的必要性。在一大段批評官僚主義的文字中，他指責官僚主義有以下陋習：“機械地盲目地搬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