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驅車去波特蘭—波雷斯英國廣播公司錄製室的路上，有100種可能性閃過我的心頭，儘管都沒想到是誰。到了錄製室後，我還沒有化妝，一個製片人把我帶到一個房間告訴我受害人是誰。他是艾雷·尼夫。他的傷勢很重。從愛爾蘭共和軍分裂出來的愛爾蘭民族解放軍在他的車下安了一顆炸彈。當他在下議院停車場開動汽車時炸彈爆炸了。看來他很難倖存，實際上當我聽到這一訊息時他可能已經去世。聽到此事後，我無論怎樣也無法作廣播講話了。我給首相打電話，作了解釋。我驚呆了。此後是更加深切的悲痛。而且我從內心感到痛苦——他是我的朋友，在他的一生中置許多危險於不顧，他竟然死在一個比普通殺人犯更卑鄙的人手中。

第十二章　抓住機遇出任首相

第一節　明確主題

前面已經講到，我對1978年起草的競選宣言第一稿很不滿意：它篇幅太長，內容分散，滿紙大筆花錢的承諾。8月份的修改稿比第一稿有所改進，但內容仍不夠充實。責任當然不在執筆起草宣言的克里斯·帕頓和安格斯·莫德，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其他幾個人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特別是在工會問題上，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因而未能制訂出明確的、思路清晰的政策。

前面我還講到，我如何在1979年1月決定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從1978年夏起到1979年3月宣佈解散議會，這段時間內的大量事件，尤其是冬季大罷工，使我有可能促使我們的政策向我所希望的方向轉變。影子內閣中的多數人跟在國內輿論後面（不是在它前面進行引導），認為現在我們已經具備條件，能夠而且應該去剪掉工會好鬥分子的翅膀了。同樣——雖然我在摒棄我在政治上繼承下來的這一不受歡迎的政策方面不大成動——工黨工資政策的失敗，使我們更有理由要求完全拋棄控制物價和收入的做法（無論是“自願的”還是法定的）。總之，我非常肯定，這年冬季英國發生了鉅變，我們的競選宣言必須跟上這一形勢。

在安格斯和克里斯著手起草以前，我給他們寫了一個條子。

根據最近發生的各種事件和我們堅強有力的工會政策，我認為必須對［19——78年秋季起草的］這一稿進行一次根本性修改。但有限目標優先（如為了鼓勵創造財富而減稅等）這個總的方針保持不變。

將1978年8月的宣言草稿與1979年4月發表的定稿作一比較，就不難看出修改的程度和內容，這是綜合基思·約瑟夫、傑弗裡·豪、我的顧問們和我本人的意見後寫成的。當然，關於工會那一段是關鍵。在1978年，我準備接受吉姆·普賴爾提出的幾乎每一條建議，包括允諾我們將“對勞資問題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不全面改變有關勞資關係的法律”，相反，我們只是“謀求開創一個保持連續性和進行建設性改革的時代”，1979年修改稿的提法有很大不同。現在我們承諾“使工會運動的權利與義務保持良好的平衡”。此外，我們向那種認為法律在這方面不能發揮有效作用的觀點進行了直接挑戰：“工黨聲稱，不能透過修改法律來改善英國的勞資關係。我們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果法律能夠用於授予特權，它也能夠而且應該用於規定義務。”

我不喜歡吉姆·普賴爾1978年春天建議寫入宣言的有關工會一般作用的段落的語氣和思維混亂，但是我更強烈反對吉姆關於“封閉式工廠”的建議。他雖然要我們談，我們“原則上反對封閉式工廠”，但又主張接著說，“經驗表明，一些企業的資方和工會都認為它是便於勞資雙方進行協商的一種方便的方法。”在同一句話裡既要“原則”，又要“方便”，兩者形成的明顯反差特別引起我的反感。當然，對於一些強有力集團來說，要想壓制自由是很“方便”的，但我們多數人認為，講“原則”就必須保衛自由。吉姆還要求我們承諾規定“封閉式工廠”的實施準則。如果不遵守這些準則，“結果可能會（像目前這樣）使工人失去生活保障而得不到僱主或工會的補償。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將透過立法來保衛他們的權利。”

即使在1978年，我也已經感覺到我們可以寫得比這更好些。我曾堅持，如果有人被拒絕加入工會或被開除出工會，他必須有權向法院提出申訴。但到了1——979年，我們明顯地前進了一大步，拋棄了“封閉式工廠”雖令人討厭卻不可避免這種說法，明確作出了要修改法律的承諾。現有僱員以及“具有個人信念的人”（這個名稱有些含糊其詞，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無法避免）“必須得到充分保護，他們如因實行‘封閉式工廠，而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