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講話，但發表時他的態度沒有新的進展。儘管政策研究小組提出一些有用的思想（有些並不好），但沒有涉及工資政策這個重要問題，到1978年夏末整個“踏腳石計劃”陷入停頓。它對起草競選宣言也沒有發生任何影響：如果在10月份進行大選競選，競選宣言對工會改革將提不出什麼重要措施。

同年秋天政府5％增資政策的垮臺使“踏腳石計劃”重新獲得活力。工黨年會拒絕接受政府的工資政策，基思·約瑟夫立即來見威利·懷特洛和我，對我們沒有繼續走下去表示失望。在不同場合人們曾建議更換吉姆·普賴爾，現在可以不採取這麼強烈的措施而繼續前進，這個時機是顯而易見的。在11月中我隨之安排了一次“踏腳石計劃”指導小組會議。

在這次和此後的會議上，吉姆在那年冬季仍能得以阻止就工會問題開展二場有力的運動的建議。彼得。桑尼克羅福特大力支援他。彼得從來不是“踏腳石計劃”的朋友：他甚至一度建議把所有“踏腳石計劃”報告收口總部燒燬。儘管如此，黨內意見開始轉向我的方向。沒有“不滿的冬天”的工業混亂，即使進行多少討論也不足以說服內閣成員、顧問們、議員們嚴肅考慮工會改革問題。

即使這時他們也需要領導。在這方面我們自1975年以來取得的進展甚少。吉姆·普賴爾作為影子內閣就業發言人所佔的位置很容易否決關於工會改革的新政策。儘管在1978年聖誕節前夕我們說服他同意把我們的政策加以延伸。即對自願進行秘密投票的工會國家提供基金…我們將提供現金用於罷工前的投票費用和工會選舉費用…這實際上意義不大。　的確，對一般投票者來說，我們的秘密投票政策很難與工黨的政策區別開來：1978年11月首相提出，如果工會願意，可以就秘密投票問題立法。

我焦慮不安地在斯科特尼度過了聖誕節和新年，眼看著危機日益增長。如同1974年的聖誕節一樣，惡劣的天氣使我們沒有興致像通常那樣出去散步。而且我有許多事要做。我閱讀了各政策小組送來的關於工會的檔案，我還帶來了一大包新聞摘要和感興趣的局外人送來的資訊摘要。我花費了許多時間研究產業關係法教科書，回過頭來又閱讀議會法律原文，通讀了1906年以來的最重要立法。我每次開啟收音機或電視，收到的都是更壞的訊息。我回到倫敦時下定了一條決心：在工會問題上採取強硬政策的時機已經到來。

找到一個講話的講臺是沒有困難的。聖誕節前我已經同意於1月14日星期天在“週末世界”欄目接受布賴恩·沃爾登的採訪；我把日期提前一週到1月7日。新年時我口到倫敦，我與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戈登·里斯和其他幾位關係密切的顧問見面，繼續由他們向我吹風。產業形勢變化很快，很難跟上，但在此後幾周內我的手頭上掌握最新事實，對我將非常有利。

1月3日星期三，吉姆·普賴爾插進來干預政策變革。他在電臺接受羅賓·戴採訪時，堅決反對罷工前舉行強制性投票（“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強制的東西”），拒絕就罷工者的補貼問題進行立法，在評論非工會會員不得僱用的“封閉式工廠”時說：“我們想悄悄地處理這一問題……，處理這類問題時息事寧人比大吵大鬧要好。”戴維·豪威爾和邁克爾·赫塞爾廷問他對工會領袖的批評的看法時，他說：“我不認為他們的批評對工會領袖是公平的，當前他們向會員提出了好的建議，而會員經常拒絕。”

在週末世界“中我的調子截然不同。”任何權力都蘊含著責任，任何自由都蘊含著義務。多年來工會享有（過去也享有）巨大的權力……（而且）這正是需要辯論的問題…工會是怎樣使用它們的權力的。　我是一名國會議員，我進入議會不是為了使他們取得一個執照，去損害、毀壞、傷害他人，而不受法律的懲罰，如果我看到這類事情發生，我就必須採取行動。“

儘管我注意在進行充分考慮之前我們對具體措施不給予堅定的承諾，我與布賴恩·沃爾登還是歷數了可能發生的變化，自然這些變革比我的同事們想的日程提前了。我重申了吉姆·普賴爾宣佈的內容，我們將為罷工前舉行的秘密投票和工會選舉籌集基金。但我暗示如有必要要強制執行。我提出有可能制定一項法律，如罷工前不舉行投票，就拒絕給予社會保障。我還提到，有可能限制重要行業罷工。我宣佈，我們將把按照短期社會保障得到的收入納入繳稅範圍，而且，在“封閉式工廠”做工因參加罷工面臨失業的人有權上訴。

次日，吉姆·普賴爾在電視臺對我的採訪講話作出答覆。他說，我們之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