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權享有適當的生活水平，都享有適當的教育“權”與社會保障“權”——這些顯然屬於另一範疇。後來其他一些檔案規定的內容更多。《國際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1966年）包括了“工作權”、“繼續改善生活條件”權、“不受飢餓”權以及“每個人都有權享有可以達到的、最好的身體和智力健康水平”。

當然，只要我們從權利方面而不是從責任方面去討論自由，傳統的自由主義就會輕易地陷入溫和的社會主義，只要求各種“權利”而不怎麼考慮它們的代價或甚至實現它們的可能性。這些“權利”即使從理論上說可能實現，但在實踐中，國家只有透過規章、控制和稅收對其他個人進行抑制才能實現。到了這一步，人們事實上已走完了從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全過程。此外，自由派的人權做法給予了外國機構干預幾乎整個國內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權力，這不僅是侵犯而是完全取消了國家的主權。

如果促進按照傳統定義解釋的人權是外交政策的合法目的，那麼，一般說來如何才能最好地實現這一目的？我們幸運的是，冷戰後的世界已為自由創造了新的機會。由於通訊技術的革命、世界市場的開闢以及資本與人員有更大的流動機會，這一切使獨裁統治者受到了更大的壓力，他們將越來越難以抗拒要求對他們的政權實行自由化的壓力。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在尋求促進民主和經濟權利的同時，必須高度注意經濟自由的更加廣泛的影響。

即使在經濟比較自由的國家——有健全的貨幣，有限的政策干預，低稅收，保障私有財產，勞動力可以流動——如果它們曾有一段時間經歷過獨裁統治（例如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在以後推行政治自由時它們會發現困難比較小一些。但是，正如俄羅斯的例子所表明的，如果沒有法律框架，不懂得有限的管理，沒有私有財產制，也缺少企業充滿活力的傳統，在這種情況下要建立民主體制是極端困難的。保守黨內熱心於人權的人士認識了這一點，而左派自由人士卻沒有。因此，當市場資本主義的增長帶來政治自由時，前者不會錯誤地低估在實現政治自由方面的目標時所取得的進步。

在說了這一些以後，我要指出，有關人權政策的理論要比它的實踐複雜得多。政治家和外交家們透過本能一般都知道在什麼情況下能有效地施加西方的影響以及如何能最好地施加這一影響。可是，我必須加一句，他們有時需要輿論的激勵。

第五節　強大的防務

這四條原則首先都有一個共同點：只有第五條原則即強大的防務才能使它們發揮作用。羅納德·里根和我在80年代所持的同一論點仍然有效。國防支出是對和平的投資，因為不是軍備本身引起戰爭。戰爭的引起是因為潛在的侵略者相信他們有足夠的軍事優勢能在侵略中取勝。這種投資必須年復一年地繼續下去，即使威脅似乎很模糊或看起來很遙遠，因為高技術的國防計劃只有在長時間才能產生效果。我們從冷戰勝利中有權期望得到的唯一“和平紅利”就是和平本身，而不是獲得在福利和本身具有依附性的文化方面投入更多錢的機會。

誠然，由於共產主義在東歐的垮臺、華沙條約的結束以及最後蘇聯的瓦解，這一切引起了巨大變化，因此，西方國家應該重新審查它們的國防支出，這是對的。但是我現在認為，我任首相時作為《變革的選擇》所宣佈的削減支出計劃走得太遠了。自然，後來宣佈的計劃就走得更遠了。從我個人講，我不贊同當時在從政治角度討論國防時人們所持的一切樂觀態度。但是我的確過地估計了把蘇聯（或俄國）變成一個“普通國家”——一個對西方不構成特殊威脅的、穩定的、自由的民主國家——時可能出現的程序。

我們不知道俄國最後是否要走向民主和自由企業制度。如果俄國要走恢復前蘇聯的老路成為一個新的俄羅斯帝國，這不可能透過和平道路實現。這也不會使俄國與西方的關係保持不變。無論怎麼說，如果俄國要再一次走近歐洲的心臟，這顯然對我們的戰略利益不利。同樣，如果俄國要把匾乏的財力用於任何這類帝國戰略，那必然意味著它要放棄繼續執行經濟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這一任務。這樣，我們就能看到它的對內對外政策又會回到前蘇聯的做法，俄國仍然是一個可怕的軍事大國。

前蘇聯各國所經歷的各種危機和混亂已經使先進武器大量流入國外，那時，其他一些缺乏責任感的國家渴望得到它，這一程序加深了我們面臨的威脅。顯然，西方必須要維持它的防務。

自1989／90年度以來，在制定我們的防務計劃時，如果僅從一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