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靠鬥爭去爭取，必要時要為民主而犧牲。的確，有3位勇敢的年輕人為了民主而死去。今天，俄國人仍記得他們的獻身。

但是，我與西方外交政策部門的觀點最不同的是波斯尼亞問題。對我來說，似乎很可悲的是，像不厭其煩地願意注意事態發展的其他人一樣——我經常從英國專家和該地區的其他人那裡得到簡要的介紹——我看到了塞爾維亞正在為侵略波斯尼亞的戰爭作準備。西方對更早些時候侵略克羅埃西亞的戰爭的反應是軟弱和沒有原則的，因此使得這場戰爭幾乎不可避免。實際上，是在西方的默許下，南斯拉夫軍隊才能夠將其裝甲部隊從克羅埃西亞撤到了波斯尼亞。

1992年8月，我正在瑞士和我的顧問們寫我的回憶錄的第一卷，得知波斯尼亞副總統艾賈普·加尼克要見我。他悄捎溜出薩拉熱窩後，在國外拼命地為波斯尼亞尋求援助。

由於薩拉熱窩生活必需品奇缺，我為我們的會見準備了豐富的午茶。使我驚奇的是，當他向我透徹地介紹政治和軍事形勢時，他不肯吃任何東西。但是當我走進書房給外交部打電話為他安排一次會見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