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測驗結果的變化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或者其真實性有多少）不得而知。大選即將到來時、總有一些醒悟的支持者再次對黨表示忠心。但同樣千真萬確的是：我們多年在野期間未能認真地著手準備贏得反對社會主義思想鬥爭的勝利。我們將來執政時，將為此付出重大代價。另外，我們未曾意識到，我們本應對我們的政策進行根本性的反思，但我們沒有去做。

在這次竟選中，工黨大肆攻擊我們的政策。而我方像任何反對黨一樣，但比大多數反對黨更理直氣壯和不失時機地揭露工黨破壞了一系列承諾——“工業不斷穩步增長”，“沒有權宜措施”，“不增加稅收”，“不增加失業人數”，“你口袋裡的英鎊不會貶值”，“經濟奇蹟”等等。這也是我競選演講的內容，但我也利用了在全國主任教師聯合會在斯卡伯勒組織的一次晚宴上作演講的機會介紹了我們的教育政策。

很難知道是什麼使形勢出現了轉機，如果說確實存在著對我們不利的形勢的話。說來也怪，但情況確實如此。為保守黨做出最重大貢獻的兩個人竟是勢不兩立相互為敵的兩個人：特德·希思和伊諾克·鮑威爾。沒有人能說特德是一個善於交流的人，重要的原因是特德在很大程度上不重視交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特德是一個正直、有遠見的正派人。他對英國的未來有自己的構想——雖然這種構想有點專家治國論的味道。用基思5年前對我評價他的話來說，特德有“一種拯救英國的熱情”。這突出表現在特德為競選宣言所寫的重要引言上。其中他攻擊工黨的政府是“廉價、平庸的政府，是騙人的政府”。他承諾要“建立一個新型政府”。特德的最後一次競選廣播講話也表明他是一個深切地關心著他的國家、並願為她獻身的忠誠的愛國者。儘管如果我們輸了，什麼也救不了他，但他在競選中表現得很出色。

伊諾克·鮑威爾也很出色。關於伊諾克是否會支援保守黨的領導人以及他的計劃曾經有許多猜測。黨內對伊諾克的態度也有很大分歧。他3月曾到我們的協會講話，我們因此受到了激烈的批評。我決定發表一個宣告，大意是：“那些享受這個國家言論自由的偉大傳統的人，不應該否認他人，特別是像鮑威爾先生這樣在戰爭年代建立卓越軍功的人，享有這樣的自由。”

在6月份的竟選中，伊諾克就工黨政府經濟上的失誤，法律與秩序，歐洲問題作了3次重要講話，呼籲人們投保守黨的票。此外，託尼·本對伊諾克惡毒的人身攻擊——把他和法西斯主義聯絡在一起，很可能使許多本來不支援他的選民站在了他的一邊。一些統計數字表明，伊諾克的介人使本來勢均力敵的西米德蘭的競選向保守黨傾斜。

當我的競選結果在亨登技術學院宣佈時，贏得了人們的巨大喝采。結果顯示，我比工黨候選人多得11，000張選稟，優勢比以前擴大。然後我去薩伏依大旅館參加《每日電訊報》的聚會，在那裡我很快得知：民意測驗的結果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們即將獲得議會的多數席位。

星期五，我在我的選區清理檔案，像往常一樣寫一些感謝信。我想特德會至少吸收一名婦女進入他的內閣。既然在影子內閣中特德已接受了我，我將成為那個幸運的女士。基於同樣的邏輯，我很可能得到教育大臣之職。

星期六早晨，唐寧街10號的私人秘書打來電話說特德想見我。我到了內閣辦公室，祝賀他贏得了大選的勝利，但我們沒有花多少時間客套，他還是直截了當，一本正經。他給了我教育大臣之職，我接受了。

我和丹尼斯回到了威斯敏斯特花園區的公寓，然後開車回到了蘭伯赫斯特的家。我很難過，我父親沒能活到今天與我分享這一時刻。在他2月份去世之前，我回到格蘭瑟姆去看他。他的胸部一直不好，後來發展成肺氣腫，靠床邊的氧氣瓶維持生命。我的繼母西塞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他們是幾年前結婚的，我的父親跟她生活得很幸福。我在那兒的時候，時常有教堂、商界、當地政界、扶輪社和保齡球俱樂部的朋友來“看望阿爾夫的身體狀況”。我希望在我臨終前也有那麼多的好朋友。

我曾參加了一個電臺的節目討論會，我知道，在我的父親去世之前，他一直在聽那個節目。他不會想到我會成為一名內閣大臣，我確信他從來也沒有設想我會最終成為一名首相。他也許會希望我得到這一切，因為政治是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而我這個女兒與他又是如此地相似。但是他從來沒有認為政治權力是生活中最重要，甚至是最有效的東西。當我翻閱我的檔案，為本書收集材料時，在我六年級化學筆記本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