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濟貧而不是劫富的主張。

《變革是我們的盟友》是一份更為令人振奮的檔案。80年代後期，我重溫這個檔案，發現我成為黨的領袖後我們對許多事情的分析與書中的相同。本書從探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經濟中的集體主義不斷擴大的原因寫起，然後大膽地批駁了那種和平時期應該繼續像二戰時期那樣對經濟進行計劃的論調。本書甚至指出了一個每個人都知道是正確的，但戰後多年來基本上沒有人說出的事實，即不管戰時的計劃體制在當時國家面臨緊急情況時是多麼必要的，它仍然是低效的、浪費的、官僚的。　如果把貝弗裡奇勳爵在他的非官方研究報告　《一個自由社會的充分就業》（1944年出版）中提出的設想與十年後的情況作個回顧性比較，就更能揭示對經濟進行詳盡預測並制訂數量指標的經濟計劃之愚蠢與荒唐。令人敬佩的是報告的一切論述均在情理之中。《變革是我們的盟友》及翌年的保守黨競選宣言的作者們沒有做的——這不是說我當時已想到他們應該做——建議從根本上消滅工業中的集體主義，或者對福利國家進根本性的改革。50年代中期以來，保守黨至少已經開始考慮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