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前，威廉斯夫人（資深關稅改革者、多年擔任克羅伊登選區議員的赫伯特·威廉姆斯爵士的夫人）建議候選人參加竟選活動時應有特定的穿著方式，以便大家互相認識。我對她的建議十分認真，到牛津大街的伯恩和霍靈沃思商店購買了一套適合參加競選活動時穿的黑色套服，買了一頂帽子。我就穿著這套衣服，戴著那頂帽子去參加競選活動。為了更容易辨認，我還在帽子上繫上一根黑白相間的帶子，打結處呈藍色。

當然，如此小心翼翼是否必要卻是另外一件事了。有多少24歲的女子會在愛裡斯購物中心站在肥皂箱子上演講？那時候，婦女候選人大多是不去工廠遊說的。但我去了，工廠內外都去過，總是受到比較熱烈有時也頗為嘈雜的歡迎。達特福德的社會主義者有些忐忑不安，直到他們的候選人——在任議員諾曼·多茲也受到同樣的待遇，他們才放心。我只是不喜歡去小酒館，我自己一個人是決不會去的。某些畏難情緒很難克服。

我很幸運有諾曼·多茲這樣的競選對手。他是一位純粹的、頗有騎士風度的；日式社會主義者。他知道他將獲勝，因此，他很大度，願意給我這個觀點與他遇然不同的雄心勃勃的女子一次機會。我正式成為候選人後不久，他就提出與我在當地的文法學校的大禮堂進行辯論，我欣然接受挑戰。他和我先分別致辭，然後回答提問，最後分別致結束語。各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嘈雜得很。競選運動期間，我們又進行了一次同樣熱烈的難分勝負的辯論。大家只就有關問題和事實進行辯論，而不進行人身攻擊，這使辯論很有意思。有一次，一家全國性報紙報道說，諾曼·多茲認為我很漂亮，但獲勝機會很小，智力不佳。這位善良的社會主義紳士馬上給我寫信，說他並沒有說過那些話——或者至少沒有說過最後一部分。

我的公眾集會總是人很多。由於人很多，在大會開始前20分鐘就把會場的門關上並不是稀奇的事。當然，那個時候作為一個女人本身就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人們對我都有基本的禮貌，我們可以加以利用，而今天的女權主義者已基本上使這種禮貌喪失殆盡。有一次，我到選區的某地參加一個公眾集會，發現在集會上講話的前空軍部長貝爾福勳爵受到某些提問者的非難，場面有些混亂，大家已經去請警察來幫忙了。我告訴組織者不要讓警察來了。不出所料，我一登上講壇開始講話，臺下的騷動開始減弱，基本恢復了秩序，如果說不是真正的和諧的話。

我也很走運，作為候選人我受到國內甚至國際媒體的關注。我只有24歲，是參加1950年競選運動的最年輕的婦女候選人。這本身就是大家評論的話題。有的報紙請我就婦女在政治中的作用寫文章。我的照片刊登在《生活》雜誌及《倫敦圖片新聞》上。《倫敦圖片新聞》是許多從政的大人物常讀的報紙，我的照片也登在了西德的報紙上，他們稱我為“富有魅力的小姐”（這也許是最後一次這麼稱呼我了）。

我杜撰了兩個口號，不怎麼含蓄，十分直截了當。一個是“投右派的票，保住剩下的東西”，另一個更有針對性，“不要腐朽，趕走無能”。邵使在那時，我講話也從不大談意識形態。我在羅菲爾德街的教堂大廳的一次會議上講話時說：

“我們正在參加這個國家從未有過的一次偉大戰役——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戰役。一種將必然導致奴役，另一種則通向自由。我們的對手企圖讓你們相信保守主義是少數人的特權。而保守主義保護我們民族遺產中一切偉大和優秀的東西。保守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是什麼？是那就是國家團結。我們主張國家的團結一致，而不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你們無法靠傳播嫉妒與仇恨來建設一個偉大的國家或人類家園。”

“我們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嫉妒或仇恨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每個人的自由之上的。壓制不是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政策是鼓勵成功，鼓勵勤奮進取。1940年，這個國家奮起反抗專制，不是要求實行國有化，而是要求自由。”

當我在當地的文法學校得知達特福德的計票結果時，我感到我們所付出的艱辛是值得的。我使工黨的優勢減少了6000張票。全國選舉結果揭曉前的那天凌晨，卡姆羅斯勳爵邀請了議員候選人、議員、部長、反對黨人士及社會名流參加他在薩伏伊飯店舉辦的《每日電訊報》聚會。我在這裡獲悉全國選舉結果時既高興又有些難過。高興的是保守黨使工黨在議會的優勢由146席降至5席。難過的是，保守黨仍未取得選舉的勝利。

在這裡，我應特別提一下我作為達特福德的候選人的一次特殊經歷。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