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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的就是根據情況給各人犯、證人量刑。儘管沒有了殺人犯，但審判期間的一些誣告、作弊、誣攀、假證等等都應該給予懲罰，尤其是各承審官員是否存在徇私舞弊、貪贓枉法、故入人罪的行為，更要詳細查究，以懲戒後人，服信民眾。

正在朝廷開始審查各承審官員責任時，在中央官員中卻開始了一場爭論。按清制，如果承審官員確實借案件索賄枉法、舞弊作奸、草菅人命，則將視情節輕重被判入獄甚至處死，而如果僅系疏心大意、自以為是或才疏學淺而導致冤案發生，則處罰要輕得多，頂多是撤職流放之類。縣令劉錫彤的罪責比較明顯，他先入為主，自以為是，致生冤抑，罪不可贖。刑部在該案剛剛審明後，即上奏皇上，請革去劉錫彤知縣之職。而對於楊昌浚、胡瑞瀾這樣的一品大員，是否要進行查辦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竟由此扯出了朝中政治派系的爭鬥。

楊乃武與小白菜案　五（3）

朝中官員按其立場分成了鮮明的兩派。一派以大學士翁同龢、翰林院編修夏同善、張家驤為首，曾經上奏請求刑部複審此獄的邊寶泉也屬於此派。因他們都是浙江、江蘇人，附和者也以江浙人為多，被稱為江浙派，又以他們多系文臣諫官，常上疏論辯是非，又稱朝議派。他們主張對承審官員嚴懲不貸。另一派則以四川總督丁寶楨為首，成員以湖南、湖北為多的兩湖派，因該派多是封疆大吏，掌握一方大權，也稱實力派。

四川總督丁寶楨曾設計殺死過慈禧太后寵愛的太監安德海，在朝中威信甚高。他從一開始就關注此案，到刑部審問水落石出時，他跑到刑部大發雷霆，當面指責刑部尚書桑春榮老耄糊塗，說人埋入土中三年，毒氣早已消失，毒消則骨白，認為刑部審驗不足為憑。桑春榮見他氣勢洶洶，怕引起朝廷政治不安，就敷衍答應其慎重研究，並與頭品頂戴尚書皂保商量後，先壓下參革各承審大員的疏奏，以待變故。

江浙派的呼聲也日漸高漲，御史王昕語氣尖銳地呈遞奏摺，彈劾楊昌浚、胡瑞瀾等承審官員，“羅織無故，鍛鍊成獄”，尤其是楊昌浚公然斥言刑部奉旨行提人證是“紛紛提解，徒滋拖累”，欺罔蔑視朝廷，瞻徇剛愎，應即以革職重辦。

兩派之間的爭鬥此消彼長，朝廷兩派都不敢太過得罪，直至拖延兩個多月後，直到光緒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刑部的疏奏才最終遞交上去。這篇疏奏中，皂保將楊乃武、葛畢氏一案真實經過及歷次審訊過程如實詳細報告，沒有絲毫編造，案件方大白天下。但因牽涉到對承審官員的判罰，這篇疏奏的陳述語氣和字裡行間時見輕描淡寫之語，以開脫承審官員罪責。如稱楊乃武與葛畢氏“刑傷均已平復，確無損傷筋骨等事”，又稱“歷次審辦不實，皆由輕信劉錫彤驗報服毒釀成冤獄，先後承審各員尚非故勘故入，原驗官、仵作亦無有心捏報情事”等等。最終以“沈喻氏懷疑請驗，劉錫彤誤驗中毒，葛畢氏受刑屈招，楊乃武被刑偽供，錢坦被逼偽證，杭州府草率定案，浙江省依報照結，胡瑞瀾迴護屬官”總括案件真相。

刑部就此作出給各犯的判罰報告，擬處：餘杭知縣劉錫彤革職，從重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年逾七十不準收贖；生員陳竹山已在監獄病死，不論；仵作沈祥杖八十，徒二年；門丁沈彩泉杖一百，流放二千里；杭州知府陳魯、寧波知府邊葆城、嘉興知縣羅子森、候補知縣顧德恆、龔世潼、鄭錫滜均革職；按察使蒯賀蓀已病故，不論；訓導章浚即章掄香革職；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杖八十；錢寶生業已病故，不論；姜位隆、劉殿臣笞四十。對於浙江巡撫楊昌浚、學政胡瑞瀾因屬一品官員，其判刑“恭候欽定”，同一天，朝廷下旨，將二人即行革職。

對於本案的兩個主要人物楊乃武與葛畢氏，葛畢氏因與楊乃武同桌共食、誦經讀詩，不守婦道，致招物議，杖八十；楊乃武與葛畢氏雖無通姦，但同食教經，不知避嫌，且誣陷何春芳等人，以脫己罪，杖一百，被革舉人身份不予恢復。

至此，全案審結。

楊乃武出獄後，時年41歲，回到餘杭老家。家產蕩然，生活窘迫，靠友人協助，以養蠶種桑為生，悽苦度日，心灰意冷，很少與外人交往，於民國三年（1914年）病故，終年74歲，葬於餘杭鎮西北舟枕鄉安山村附近。

葛畢氏出獄後，時年22歲，因丈夫已死，親友無靠，衣食無著，萬念俱灰，到餘杭南門外石門塘準提庵出家為尼，法名慧定。因庵裡香客寥落，以養雞鴨為生，在青燈古佛、晨鐘暮鼓中了卻殘生。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