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二十日，楊昌浚根據審問和暗訪結果，完成了結案報告，認為該案證據確鑿，維持原判，上報朝廷。四審審結。

楊昌浚審結後，準備把該案上報朝廷。按清制，所有的死刑案件最後一審透過後都必須由巡撫或總督上報朝廷，由朝廷批准後執行。

楊乃武與葛畢氏一案，從一開始就得到人們的關注。同治十一年創刊的《申報》從該案發生的第二個月起就開始跟蹤報道，本省民眾及在京的浙江官員知曉在本鄉文人中竟發生此類事情，無不驚愕，開始關注此事。

楊乃武從家人口中得知浙江巡撫即將把該案遞交給朝廷稽核，心知如果錯過此次機會，將永無翻身之機，就在獄中寫了一篇親筆申訴狀，陳述了自己實因葛畢氏誣陷而被拘捕，審判官刑訊逼供而屈打成招的事實。在供訴狀中，楊乃武列出案件審判存在的八條疑問，例如為何不讓自己與錢寶生當面對質；倘自己與葛畢氏通姦，當不會令葛畢氏遷居等等。同時，為了讓朝廷相信自己確實是被誣攀，可以更好地翻案，楊乃武捏造了不少攻擊葛畢氏的文字，又增添了兩個無中生有的情節：一是葛畢氏與餘杭縣衙役及裡書何春芳有私情，曾被葛品連發覺並毆打；二是餘杭縣令劉錫彤的兒子劉子翰及其好友民壯阮德在葛品連死後，曾向楊乃武勒索訛詐，被楊乃武拒絕後，串通其父恃權蓄意謀害。楊乃武委託家人將此呈訴材料向各衙門申訴，但都沒有引起浙江巡撫和臬司等地方官員的重視。

楊乃武與小白菜案　三（2）

楊乃武的家人始終沒有放棄營救楊乃武的行動。姐姐楊淑英即葉楊氏一直在為弟弟奔波勞碌，不怕拋頭露面；妻子詹綵鳳即小楊詹氏雖然剛分娩不久，也帶著襁褓中的孩子去杭州各衙門哭訴冤情。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葉楊氏帶著楊乃武在獄中寫的申訴材料，叫上楊乃武岳母家的長工王廷南、王阿木，從上海乘輪船，歷經二十餘天趕到北京。他們先去拜訪了一位在京的同鄉官僚，經他指點，知道應該向都察院遞交申訴材料。都察院是清朝設定的中央監察機關，負責參預和監督司法審判工作，有權對全國上下大小官吏的一切違法犯罪活動糾察彈劾，對重大刑事案件也有權會同刑部、大理寺共同審理。

在遞交申訴材料時，卻意外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因為清廷規定女子不能至都察院遞交申訴材料，葉楊氏就和王廷南、王阿木商量，確定由王廷南進都察院遞交材料。當時，已經將遞交人情況報告給都察院，正準備遞交，走到都察院門前，王廷南心裡發怵，突然變卦，藉口說自己目力不濟，要王阿木代替自己遞交。王阿木只得聲稱自己就是王廷南，遞交了申訴材料。

都察院接受呈詞後，以葉楊氏、王廷南、王阿木等人越級上告，違反律制，派人將其押送回鄉，責令以後不準再告，同時，下文給浙江巡撫，要求複審此案，務必查出漏洞和可疑之處。浙江巡撫楊昌浚接到都察院命令，認為既為無可置疑的鐵案，很是不屑，就將該案交給原審結案的杭州知府陳魯審查。

陳魯雖認定此案已經案情大白，鐵證如山，但上級命令又不敢違抗，就又另外傳訊了地保王林、房東王心培等證人。幾個證人見犯人早已供認，也胡亂供認以免沾惹是非。陳魯見與原審無異，仍舊按照原審判決再次上報浙江巡撫楊昌浚，楊昌浚隨之上報都察院。都察院見案情無任何疑問，可以結案。五審也草草收場。

其間，楊乃武家人三番五次去倉前鎮愛仁堂藥鋪找“錢寶生”，軟硬兼施，央求“錢寶生”證明楊乃武沒有在彼處買砒。錢坦怕受知縣劉錫彤的打壓，死活不答應楊氏家人，後來被纏得無法，就只有外出躲避。楊乃武家人還找到葛品連的母親沈喻氏，央求她撤回申訴，救楊乃武一命，並答應以金銀田地相報。沈喻氏為子報仇心切，也不答應。同年六七月間，楊乃武的妻子還到浙江巡撫、按察司衙門上告，均無結果。

一件小小的刑事案件，竟然驚動了中央最高監察機構，經《申報》廣泛報道，楊畢一案已經引起全國各地的關注。尤其是浙江和北京兩地，更是朝野上下，無人不曉，對該案進展情況高度關注，甚至驚動了當時紅極一時的杭州紅頂商人胡雪巖。

胡雪巖在浙江原巡撫王有齡、閩浙總督左宗棠的支援下，開辦錢莊，設舉洋務，後又在杭州開設胡慶餘堂藥店，資金達3000多萬，田地一萬畝，捐了個江西候補道的功名，成為煊赫一方的官商。他為人樂善好施，仗義疏財。楊乃武案發生時，胡雪巖正在杭州籌辦胡慶餘堂，他的一個幕友吳以同與楊乃武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