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中心。它以大量臺資製造業企業，以及無可挑剔的*服務著稱。

比起東莞車站的3萬人，1月29日的廣州火車站則成了真正的災難中心，50萬人擁擠在那裡。中國總以其規模震驚世人，當我30日回到北京時，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80萬。

突然之間，雪災成為了這個國家唯一的新聞。北京豔陽高照，溫暖宜人，但電視畫面前卻是掛著冰塊的電線，排成長龍的汽車，被抬出的病人，黑夜中死一般寂靜的城市，還有領導的視察與探望，他們和煤炭工人握手交談，給滯留在車站的旅客送麵包……新聞媒體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這場災難被認為是猝不及防、不可預知的，而政府和人民肩並肩作戰，眾志成城，也因這災難，人們之間充滿了溫情……

我不知怎樣表達內心的感受。對於大規模災難，我最清晰的記憶來自於2003年的SARS。那個時候，北京是一座孤城，我猶記內心的恐懼。但是，當風波過後，人們遺忘的速度更令我吃驚。以至於沒人有興趣知道它到底是怎樣發生的，我們犯了哪些錯，該進行哪些檢討與反思。災難期間那兩種情緒經常讓我窒息，一種對政府行為的無原則的諒解與褒獎，像是那種官與民正如父與子間的傳統關係的延續，另一種則是民間那無休止的濫情，眼淚總比理智更充沛。

比起那寂靜無聲的傳染病，雪災更顯現出這個國家一貫的氣質。中國幅員遼闊，包容著多種氣候條件，多年來，我們不是一個一直在與自然災難鬥爭的國家嗎？在這種鬥爭中，我們形成了自己的國家特色，塑造自己的氣質。自然、政府、人民，這三者的關係，像是中國社會的某種核心。

2008年2月6日這天，我飛往了宜昌，三峽大壩正是修建在那裡。這個震驚世界的工程，不僅讓人看到今日中國的雄心，也總讓我想起中國歷史深處的回聲。

宜昌的春節（1）

在宜昌，我第一次看到了孔明燈。薄薄的紅紙，被竹篾支架構造成一個長方體，底部開口的支架上是蠟燭臺，點燃後，熱氣充盈燈籠內，它開始上升。我一直想知道，在蠟燭燃盡前，它到底能飛多高。

2008年2月6日的夜晚，宜昌的江邊公園到處是不斷飛起的孔明燈和絢爛綻放的煙花。這是除夕夜，我們在江邊閒逛。長江正是枯水期，2/3的河道變成了淺灘，剩下的1/3似乎是靜止不動、黑黢黢的長江水。一艘遊船停在那裡休憩，偶爾的燈亮來自於一個夜晚捕魚的老漢，他戴著礦工一樣的帽子，頭頂的射燈不知是否會將某條孤獨而好奇的魚引入死境。

我興致勃勃地看著煙花、燈火、興奮的人群。兩個小時前，我抵達這座城市。對於它，我唯一的資訊是三峽大壩修建於此。在一本關於辛亥革命的著作中，我還讀到了這樣的句子：“宜昌並不是一個出產豐富的、工業的、擁有大商行的地方。”它來自於1912年的《海關貿易報告》。

那是中國歷史的轉折時刻，另一座順長江而下的湖北城市武漢是這場風暴的中心。宜昌當然不能與武漢相比，甚至沒有沙市的活力，後者因工業正在興起。它的優勢來自地理，長江三峽以上的地區民船運來的貨物，在此交給輪船。著名的三峽也由此開始，由此而上，寬闊的長江在山峰間收縮成窄窄的河道，急速奔騰，一個接一個的淺灘、暗礁或明礁等著船隻的擱淺與顛覆……在不到200公里的長度內，江水與沿岸陡峭的山峰交相輝映，幾千年來讓中國詩人沉醉不已。

我和兩位朋友離開了江邊，在酒吧、咖啡廳、舞池、K歌房雲集的解放電影院周圍閒逛。除夕之夜，卻滿街都是年輕人。大概和我們一樣，對這傳統節日心生煩悶。和一大家子吃吃喝喝、打麻將、相互拜年，這樣的日子往往要持續好幾天，單調而乏味。新一代城市青年，不再飽受生活的磨難，沒必要從家庭裡尋找力量與安慰，並給予對應的回饋。他們在一種四處充滿機會與誘惑的環境中成長，他們往往是家庭裡的少數幾個孩子之一，有時是唯一的，各種愛向他們湧來。即使成年之後，他們仍坦然、任性地將自身的困境分解給別人，希望家庭為他們找工作、買房子。他們認定自由是想當然的，而義務則是陌生的詞彙。

這座城市最時尚的酒吧叫糖果。夜晚10點時，我們穿過保安的冷漠眼神和安檢門，進入了喧鬧、迷離的氣氛。一個袒露著柔軟腰部的姑娘正在吧檯中間的小空間裡領舞，我喜歡她細長的眼睛和故作的冷漠，那畫得過濃的眼眉，在昏暗、飄移不定的燈光下，竟也恰到好處。我一直盯著那跳舞的姑娘的腰，看看是她先疲倦，還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