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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推崇雁行模式是因為他們想當領頭雁，但是對雁行佇列當中的國家來說，雁行的關鍵不在於跟隨，而在跟隨以後的超越。目前看來。新加坡、新港與臺湖都有各自的侷限。新加坡太小、新港不但小而且以前在英國人的管理下政治角色也很有問題，迴歸以後雖然會有所改觀，但是一國兩制給了新港自由卻也會造成與內地的分隔；臺湖的問題更多。因此，在我看來，要說學習日本學得最好的應該還是韓國。”

“韓國的大財團經濟有很多優點，國內現在也在討論學習這種由國家大力扶持的集團模式。不過這些模式也有很多弊端，比如負債率比較高，公司越來越大，效率未必就越來越高，另外韓國人口規模放在這裡。這麼大國家的市場的容量畢竟很有限。”

“一旦外部或者內部經濟形勢發生變化，這些問題就會爆發出來，對韓國這些大集團來說，一個部分出現問題。很可能就會影響到集團整體，影響一大片。就像韓國山水公司這次收購的大東船廠一樣，大東船廠的經營狀況其實還不錯，就是因為母公司陷入財務危機，所以不得不斷尾求生，尋求收購者。”

徐若琳抬頭看了包飛揚一眼：“你不會是也想尋找這樣的機會吧？說實話。這些天跟韓國的企業接觸下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這個國家的民族自尊心特別強，就算他們的企業倒閉了，也會優先賣給韓國的企業，就好像這個大東船廠，就算我們能夠籌集到足夠的資金，韓國人也不會考慮我們華夏企業收購的。”

包飛揚笑了笑：“是啊，韓國和日本是世仇，但是在這方面又非常像，他們對自己的企業都很支援，我剛才從機場過來的時候就注意了一下，街上行駛的大部分是現代、大宇、起亞、雙龍等韓國人自己的車，而我們華夏國內就不一樣了，我們國內最多的是大眾、別克、豐田、本田、日產等外國車，大家都說國產的東西質量不好——固然有這方面的原因，但是相比韓國和日本，我們對自己品牌的產品支援也確實不夠。”

徐若琳眨了眨眼睛：“這個跟你讓我們瘋狂接觸這些韓國的企業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吧？”

“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也有一點關係。”包飛揚說道：“韓國這些企業當中，除了三星等少數幾家大企業的國際化程度比較高，有很多依靠本地民眾支援起來的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並不強，而韓國本地市場比較有限，如果經濟形勢發生改變，他們想要走出困境，大概向外面走會是最好的選擇。去歐美日本他們沒有競爭力，去東南亞同質化競爭也比較厲害，大概也只有距離最近、又很喜歡洋貨的華夏最為合適。”

作為過來人，包飛揚對韓國目前遭受的經濟困境有很清醒的認識。

一九九七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對韓國的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韓國幣對美元的匯率從危機前的一美元兌892韓國元跌到1695韓元，跌掉將近一半，外匯儲備大量減少，使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並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條件，韓國也成為經合組織當中第一個經濟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管的國家。

由此帶來一系列深刻的影響與變化，比如韓國不得不修改銀行法案，允許外資金融機構在韓國的子公司參股韓國的銀行，並與韓國股東享受同等權力。

在金融危機當中，股市暴跌，大量企業破產，失業率從百分之二點六，飆升到百分之六點九六，通貨膨脹率由百分之四點五漲到百分之七點五，經濟陷入滯脹，面臨崩潰的風險。

當時大多數亞洲國家都面臨相同的困境，不過相比其他國家，韓國的重化工業更具實力，雖然重化工業在危機當中遭受了很大損失，但是基礎還在；而韓國幣貶值以後，固然造成一系列的困難，但是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讓韓國的產品在出口價格上更具競爭力，這就為韓國的重化工業乃至經濟的復甦奠定了良好基礎。

此外，相比東南亞各國複雜的國內局勢，韓國社會雖然也飽受創傷，生活痛苦指數大幅上升，但是韓國民族單一，又非常團結，社會的穩定也是經濟復甦的有力保證。相比之下，東南亞最大經濟體印度尼西亞在危機中爆發了大規模的動盪，經濟從此一蹶不振。（未完待續。）

第九百九十九章　韓國攻略

韓國為了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但是也得到了有力的經濟援助，更重要的是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經貿環境，也為韓國的出口與經濟恢復奠定了基礎。相比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