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包飛揚提出來第三種方式，那就是村民可以將他們的補償金拿出來投資，投資包括兩種方式，一種是村集體和鄉政府可以在得到村民同意的情況下，利用補償金創辦集體企業，這種集體企業和過去那種村辦和鄉鎮集體企業不同，以前那種村辦和鄉鎮企業的產權是虛置的。八九十年代我國集體經濟的發展很快。但是真正因為集體經濟而實現普通集體成員致富的很少，因為這些集體經濟大多可以歸結為村辦、鄉鎮辦企業，產權是虛置的，普通的集體成員並不能夠獲得企業發展的紅利。

當然。也有如華西、旗忠等村集體因為集體經濟的發展，實現了全體成員共同致富的目標。但是更多的集體企業發展起來以後，並沒有給集體成員發放紅利，並且後來大多都私有化了，還留下很多歷史遺留問題。

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些所謂的村辦企業雖然是以集體名義辦的，但是普通的村民作為集體成員並沒有參與到當中去，沒有參與投資，沒有參與決策，也沒有參與管理，就算是在企業裡工作，和普通的工人也並沒有什麼區別。這些集體企業能夠發展起來，與企業的經營者有很大的關係。

而包飛揚提出來的這種新的集體企業模式，前提就是產權很明確，就是屬於這些拿錢出來的村民的。企業發展起來以後，必須要同村民們一起分享紅利。

當時在會上包飛揚還提出來，採用這種方式截留村民的補償金，必須首先得到大部分村民的同意，並且最後形成具體方案還要報臨港經濟開發區管委會稽核，一定要杜絕那種拿了老百姓的錢，卻造成揮霍浪費的情況。

現在霍迎才拿這兩件事出來作為擋箭牌，包飛揚暫時還沒有掌握具體的情況，只是點了點頭對他說道：“這樣吧，這件事你讓大家都準備一下。明天我還有事，後天大家碰頭開個會，管委會、鄉里、村裡，和這件事有關的人都要來。我們詳細討論一下這個事，我的原則是，不能夠讓群眾有任何反對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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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的工作不好做啊！”剛剛包飛揚在和霍迎才對話的時候，並沒有迴避陳文斌，兩人回到車上以後，陳文斌頗為感慨地說道。

包飛揚示意司機開車。他笑了笑說道：“其實也沒有那麼難做，機關和企業區別最大的一點就是地方太大了，對很多事情的控制不如企業那麼直接，而且責權利的結合也沒有企業那麼緊密，所以大家都是在做別人的事情，如果每個人都認真負責，都按照規矩來，那事情就好辦多了。最怕的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陳文斌點了點頭，他雖然沒有基層政府的工作經驗，但是作為江北省船舶工業總公司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的管理者，陳文斌並不缺少這方面的眼界，他也看出霍迎才確實有些拿政策當擋箭牌的意思，至少他們是曲解了政策的最初目的。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句話可謂是深得華夏官場的精髓，每一個身在其中的人，都不免要受到影響，就算是包飛揚，也不能夠例外。

比如田灣的開發，要將田灣打造成為海州的重化工業基地，按照政策是必須要報省裡批覆的，如果按照海州規劃中的那個規模，那必須得到國家計委的批覆，但是海州顯然也沒有這樣做，他們將整個田灣劃出船舶工業園區、煉化工業園區等幾個板塊，一個一個拿到省裡批，自然就更容易透過。

就算是這樣，在省裡對田灣船舶工業園區還沒有批覆的時候，田灣的拆遷徵地工作都已經完成，並且開始前期的土地平整和三通一平工程。這當然也不能責怪臨港經濟開發區故意違規，實在是上級主管部門的審批效率不高，要是真的什麼都按照規定來，等到所有的審批手續都辦好了，大概黃花菜真的涼了。

臨港經濟開發區既然是這樣做的，那麼臨港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下發的政策和決定到了下面，也面臨這樣的情況，所以就連太祖老人家當年也會說他的指令只在燕京城的範圍內有效。歸根到底，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個老傳統在作祟。

地方上是這樣，其實企業的情況也差不多，江北省船舶工業總公司的情況就好不到哪裡去，總公司的政策到了下面，真正能夠貫徹到位的，微乎其微。

陳文斌心想，包飛揚面對這種情況，大概也會感到無能為力，不要說包飛揚，就算是海州市委書記薛紹華在這裡，也沒有更好的辦法。畢竟下面總是能夠找到一些看似合理的說辭，而很多工作都需要基層的配合。

“吳超，這件事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