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黨，君子也可以有黨。而且，如果君子無黨，則不能與小人之黨相爭，就會天下大亂。

第二篇持這個論調的《朋黨論》，自然就是歷史上歐陽修所作的那一篇了。那文章寫在什麼時候？範忠淹因為被指為範黨領袖，貶出京城，且榜其事於朝堂，當時朝裡不少官員竟以位列範黨門下為榮。歐陽修的《朋黨論》，不僅僅是一篇文章，而是有明確的政治意義。君子黨與小人黨之爭，從此由幕後走上前臺，左右政壇。

其後的歷史，徐平雖然沒有印象，但大致的脈絡還是隱約有感覺。

此後，司馬光中進士之後不久再作《朋黨論》，蘇軾繼歐陽修後《續朋黨論》，蘇軾門人秦觀再作《朋黨論》。其中除了司馬光是結合事實論史，蘇軾和秦觀都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文章出現的時間恰恰在朝中黨爭激烈的時候。

以論事起，而以論人終，幾乎是歐陽修寫文的標誌，炮火只是偶然濺到了徐平的身上。不去論一個人的功過得失，而專一去貼上君子小人的標籤，是歐陽修及其一脈相承的文人的特點。歐陽修如上，他的兩個得意門生王安石和蘇軾又何嘗不是？

向前再發展一步，同我者君子，不同我者小人，政事徹底成為意氣之爭。

什麼是小人？什麼是君子？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簡單一句話，言利的是小人，言義的是君子。在這之間，再雜上性善性惡之辨，論忠直邪正，基本就大概內容了。

很不幸，徐平想來想去，從思想根源上，自己貌似怎麼都是要劃在小人一邊。

看了看身邊一時沉默不語的范仲淹，徐平的心裡暗暗嘆了口氣。

兩人在同一天升為待制，徐平為龍圖閣待制，范仲淹為天章閣待制，自己的位次在范仲淹之上。這一段時間以來，徐平在三司培植勢力，而范仲淹一樣在身邊形成了一個小圈子。徐平在三司，把持大權，提掖後進，重用年輕人，但秉持一個原則，就是不營私利，不植私黨。范仲淹也一樣不營私利，甚至對於自己的升遷榮辱都置之度外。但要說不植私黨，就值得商榷了。

後來的歐陽修為什麼要寫《朋黨論》？因為范仲淹明顯有結黨的嫌疑。當然，說他那是私黨也不正確，這些人是因為理想聚在一起，並不是為了個人利益。

在南京應天府的時候，應晏殊之邀，范仲淹在那裡首建官學，這是天下州學縣學的發端。管理官學的同時，范仲淹也授課，精研學問。後人所謂宋學，范仲淹實為開山之大家。後人贊其為千年第一名臣，固然是因為他在做官時的操守讓人欽佩，更由於他開了宋朝學術的局面，此時的學問大家，大半受過他的提攜和指導。更重要的是范仲淹樹立了一代士大夫的精神風貌，“時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是真君子，徐平對此沒有任何意見，但要說聚在他身邊的就是君子黨，人人都是君子，徐平不信。歐陽修和蔡襄出言無忌，專門喜歡論人長短，哪裡有君子醇醇之風了？滕宗諒好財，怎麼就不說“小人喻於利”了？

透過千年的迷霧，再加上固有的印象，前世徐平只有一個朦朧的粗略印象，置身這個時代，卻不能夠再那麼糊塗。

那個窮其一生東奔西走，因言論迂闊而一生不得重用，有志難伸的孟子，像一個若有若無，巨大的影子，在影響著這個時代。

漢儒已降，諸學派紛紜，到了五代儒家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宋儒要剝離漢儒的天命論，讖緯之學，不尊荀就尊孟，幾乎沒有什麼選擇。打倒以前的各家，尤其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帶神秘色彩的儒，而代之以人為基礎的儒家學派，是合力。

而舊儒已倒，新儒未立的時候，夾在尊孟非孟之間，以“義利之辨”為基礎，分君子和小人，黨同伐異，便就成為了主流。

孟子“吾養浩然之氣”，“合生取義”，“雖千萬人，吾往矣”，當年他也只是跟人辨論的時候嘴痛快，千年之後投射到這個時代的讀書人身上，就發生了變異。歐陽修這些人那麼奇怪的性格怎麼來的？跟思想導師孟子脫不了關係。

荀子那著名的：“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而奸民不懲。”後人經常提起前一句，後一句的殺氣騰騰也不能忘了。尊荀子的一派上臺，做起事情來往往更加狠辣，恨不得將對手斬草除根。

這兩派你方我唱罷我登場，紛紛擾擾了幾百年，最終隨著中原淪陷，歸於沉寂。

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