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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生我們，我們生人家”，這一句話蘊藏著一種可怕的哲學。由於這種說法，人生將變成一種生物學的程式，而永生的問題便絕口不必談了。這正和一個攙著孫兒到糖果店裡去，一面在想著五年或十年後便要回到墳墓裡去的中國祖父一樣，他們在這世間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至於生下羞辱門第的子孫來。中國人人生的整個典型就是這樣一個觀念組合起來的。

與塵世結不解緣

人類如要生活，依然鬚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什麼生活在天上啊等問題，必須拋棄。人類的心神喲！別張起翅膀，飛到天神那邊去，而忘掉這個塵世呀！我們不都是註定著要遭遇死亡命運的凡人嗎？上天賜給了我們七十年的壽命，如果我們的心志太高傲，想要永生不死，這七十年，確是很短促的，但是如果我們的心地稍為平靜一點，這七十年也儘夠長了。一個人在七十年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享受到很多的幸福。要看看人類的愚蠢，要獲得人類的智慧，七十年已是夠長的時期了。一個有智慧的人如充分長壽，在七十年的興衰中，也儘夠去視看習俗、道德和政治的變遷。他在那人生舞臺閉幕時，也應該可以心滿意足地由座位立起來，說一聲“這是一出好戲”而走開吧。

我們是屬於這塵世的，而且和這塵世是一日不可離的。我們在這美麗的塵世上好像是過路的旅客，這個事實我想大家都承認的，即使這塵世是一個黑暗的地牢，但我們總得盡力使生活美滿。況且我們並不是住在地牢裡，而是在這個美麗的塵世上，而且是要過著七八十年的生活，假如我們不盡力使生活美滿，那就是忘恩負義了。有時我們太富於野心，看不起這個卑低的，但也是寬大的塵世。可是我們如要獲得精神的和諧，我們對於這麼一個孕育萬物的天地，必須有一種感情，對於這個身心的寄託處所，必須有一種依戀之感。

所以，我們必須有一種動物性的信仰，和一種動物性的懷疑，就把這塵世當做塵世看。梭羅（Thoreau，美國十九世紀作家和自然主義者）覺得自己和土壤是屬於同類，具有同樣的忍耐功夫，在冬天時，期望著春日的來到，在百無聊賴的時候，不免要想到尋求神靈不是他的分內事，而應由神靈去尋求他；依他的說法，他的快樂也不過和土撥鼠的快樂很相似，他這種整個的大自然性也是我們所應該保持的。塵世到底是真實的，天堂終究是飄渺的，人類生在這個真實的塵世和飄渺的天堂之間是多麼幸運啊！

凡是一種良好的、實用的哲學理論，必須承認我們都有這麼一個身體。現在已是我們應該坦白地承認“我們是動物”的適當時機。自從達爾文進化論的真理成立以後，自從生物學，尤其是生物化學，獲得極大的進展之後，這種承認是必然的。不幸我們的教師和哲學家都是屬於所謂智識階級，都對於智慧有著一種特殊的、專門家式的自負，致力於精神的人以精神為榮，正如皮鞋匠以皮革為榮一樣。有時他們連“精神”一詞也還覺得不夠飄渺抽象，更拿什麼“精粹”　“靈魂”或“觀念”一類的詞字，冠冕堂皇地寫出來，想拿它來恐嚇我們。人的身體便在這種人類學術的機器中，蒸餾成精神，而這種精神進一步凝聚起來，再變成一種精粹的東西。但是要曉得即使是酒精也須有一個“實體”——和淡水混合起來——才能味美適口。然而我們這些可憐的俗人卻須飲這種精神所凝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