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村支部書記、鄉支部書記開始寫條子，要這些鄉村信用社為其關係戶提供貸

款時，這些鄉村信用社就不好辦了。如果遵命就意味著不良貸款、信用社將來要倒閉；如果不遵命，不光信用社負責人要走人，信用社今

後的存在資格可能都要泡湯。

這些權力當然還掌控著許多其他資源。只要這種權力結構存在，產權保護、合約權益保護、農民的致富空間都會非常有限，什麼

做起來都是“四不象”。

阻礙農民致富、阻礙農民享受公民待遇的障礙之一是現存的權力結構，而土地公有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官權，使官權掌握了

更多的物質基礎。如果是這樣，削弱官權的答案之一，不就是把土地權還給農民自己嗎？

如果有些農民選擇把地賣掉然後進城生活，這又有什麼錯呢？在城市生活的人不也是沒有土地嗎？既然他們能有土地之外的方式

保障生活，那麼，農民進城後不也可以走這樣的路？如果我們真的在為農民權益與福利而努力，那麼看到他們境況的改進理所當然會高興

。有人可能會說這對留在農村的人不公，其實不是這樣，因為一方面留在農村的人可以有更高的人均耕地面積，他們的生產力可以提高，

有利於其生產效率的改進；另一方面這些農民也有權選擇把地賣掉進城。

改變中國農民收入的必然出路只能是讓相當多的農民進城，改為非農。道理很簡單，人們對食物的需求不會因農業的增長而增長

，但對非農產品與服務的需求卻永無止境，新技術創造新需求。因此，如果農民選擇把地賣掉進城生活，我們應該恭喜他們，那是一件好

事。

因此，不能再保留維護行政權力、維護城鄉和地區間收入不平等、維護城鄉和地區間發展機會不平等的產權基礎了，應該“還產於民”。

在我看來，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是“鄉村社會的官權過剩，民間權力衰落”。導致這種局面又是由於兩方面原因：不受制約的行

政權力，所有財產（包括土地）公有。

有一點是顯然的：在腐敗盛行的社會里，規避腐敗的首要方法是把腐敗所能碰到的資源減到最小。換句話說，如果一個社會腐敗

盛行，同時你又把所有的資源（包括土地）交給他們控制，那麼沒辦法在世界上找到比這更糟糕的組合了。

在中國農村，現在掌握在官權手裡的資源有兩大塊：第一，公有的土地；第二，不受約束的行政攤派、各類名目的稅費權力以及

行政審批權。只要這兩塊還不變，農民的鼻子只能被官權牽著走，“還權於民”和“以民為本”都不可能。

上面講的第一塊資源—公有土地—如果能透過土地所有權明晰，那麼那些官權就少了牽著農民鼻子走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了。而

土地又是農民的命根子，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就只能求著官權，就不會有“還權於民”。有了“還產於民”才會有“還權於民”。但如

果像在一些地方試驗的那樣，只有名義上的“個人產權”而同時行政權力又不受制約的話，那麼真正的“個人產權”會很難，因為行政權

力隨時可侵犯你的產權。

因此，官權是問題的最關鍵之處。實際上，只要官員的權力結構不改變，任何意在制約官權的努力都難以見效，這也是我們前面

談到的那些嘗試最終都難以成功的原因。因此，我個人認為，行政領導權首先要退回到縣一級（就像中國曆代皇權都到縣一級為止一樣）

，讓鄉村權力真正由農民選舉的人擔任，真正實現“鄉鎮自治”，這是真正制約官權的第一步。

產權與財富

不能以房產調控名義攝取私人產權

說到房地產市場調控，可能沒有幾個人不慷慨激昂的。熱烈的討論中似乎有兩點共識：其一是要限制房產交易，甚至不惜代價地

制止交易；其二是要制約房地產商，最好是給他們設定障礙，讓他們的生意無法做下去。於是，從各相關部委到地方政府相繼出臺“組合

拳”。一方面，明確禁止某些房產交易（如期房交易），或者為房產交易設定障礙，比如，要求賣方先還清按揭貸款，否則房產證不可轉

讓，由於買方在得到房產證之前不能付款，這個規定就使交易過程變得很困難。另一方面，不同部門和地方政府藉機強加各類稅收，如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