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文學紀的都是外國，那倒是無所謂，否則不是好現象。至於小說越來越不好看，則有另外的原因。這是因為有人要求它帶有正確性、合理性、激勵人們向上等等，這樣的小說肯定無趣。換言之，那些人用現實所應有的性質來要求小說、電影等等。我聽人說，這樣做的原因是小說和電影比現實世界容易管理，如此說來，這是出於善良的動機，正如堂吉訶德挑風車也是出於善良的動機。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卻很不幸。因為現實世界的合理性裡就包括有有趣的小說和電影，故而這樣做的結果是使現實世界更加不合理了。由於這些人士的努力，世界越來越不像世界，小說越來越不像小說。我們的處境正如老美說的，在middleofnowhere。這是小說發生的地方，卻不是寫小說的地方。

我看老三屆

我也是“老三屆”，本來該唸書的年齡，我卻到雲南挖坑去了。這件事對我有害，尚在其次，還惹得父母為此而憂慮。有人說，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兒女而減壽，我家的情況就是如此。做父母的總想庇護未成年的兒女，在特殊年代裡，無力庇護，就代之以憂慮。身為人子，我為此感到內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後更是如此。當然，細想起來，罪不在我，但是感情總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兩千萬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覺好些，有人感覺壞些。討論整個老三屆現象，就該把個人感情撇除在外，有顆平常心。老三屆的人對此會缺少平常心，這是可以理解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極不尋常。怎麼就落在我們身上，這真叫活見鬼了。人生在什麼國度，趕上什麼樣的年月，都不由自己來決定。所以這件事說到底，還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鄉是件大壞事，對我們全體老三屆來說，它還是一場飛來的橫禍。當然，有個別人可能會從橫禍中得益，舉例來說，這種特殊的經歷可能會有益於寫作，但整個事件的性質卻不可因此混淆。我們知道，有些盲人眼睛並沒有壞，是腦子裡的病，假如腦袋受到重擊就可能復明。假設有這樣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樓梯，有個不良少年為了滿足自己無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腳踢了下去，這位盲人因此復了明。但盲人滾下樓梯依然是件慘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樓者當然是個下流胚子，決不能因為該盲人復明就被看成是好人。這是一種簡單的邏輯，大意是說，壞事就是壞事，好事就是好事，讓我們先言盡於此。至於壞事可不可以變成好事，已經是另一個問題了。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生活和小說（2）

我有一位老師，有先天的殘疾，生下來時手心朝下，腳心朝上，不管自己怎麼努力，都不能改變手腳的姿態。後來他到美國，在手術檯上被人大卸八塊又裝了起來，勉強可以行走，但又多了些後遺症。他向我坦白說，對自己的這個殘疾，他一直沒有平常心：我在孃胎裡沒做過壞事，怎麼就這樣被生了下來？後來大夫告訴他說，這種病有六百萬分之一的發生機率，換言之，他中了個一比六百萬的大彩。我老師就此恢復了平常心。他說：所謂造化弄人，不過如此而已，這個彩我認了。他老人家在學術上有極大的成就，客觀地說，和殘疾是有一點關係的：因為別人玩時他總在用功。但我沒聽他說過：謝天謝地，我得了這種病！總而言之，在這件事上他是真正地有了平常心。順便說一句，他從沒有坐著輪椅上臺“講用”。我覺得這樣較好。對殘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當殘疾人。

坦白地說，身為老三屆，我也有沒有平常心的時候，那就是在雲南挖坑時。當時我心裡想：媽的！比我們大的可以上大學，我們就該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這是一類想法。這個想法後來演變成：比我們小的也直接上大學，就我們非得先挖坑後上學，真他媽的不公平。另一類想法是：我將來要當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上過絞首臺哪。這個想法後來演變成：現在的年輕人沒吃苦，也當不了作家。這兩種想法攪在一起，會使人徹底糊塗。現在我出了幾本書，但我卻以為，後一種想法是沒有道理的。假定此說是有理的，想當作家的人就該時常把自己吊起來，想當歷史學家的人就該學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當音樂家的人就該買個風鎬來家把自己震聾——以便像貝多芬，想當畫家的人就該割去自己的耳朵——混充凡；高。什麼都想當的人就得把什麼都去掉，像個梆子，聽起來就不是個道理。總的來說，任何老三屆優越的理論都沒有平常心。當然，我也反對任何老三屆惡劣的說法。老三屆正在壯年，耳朵和男根齊備，為什麼就不如人。在身為老三屆這件事上，我也有了平常心：不就是荒廢了十年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