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聰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這種情形常常能把人徹底搞糊塗。

洛克先生以為，人人都追求快樂，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為基礎，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學大廈。斯賓諾莎也說，人類行為的原動力是自我儲存。作為一個非專業的讀者，我認為這是同一類的東西，認為人趨利而避害，趨樂而避苦，這是倫理學的根基。以此為基礎，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大不相同，認為禮高於利，義又高於生，這樣就創造了一種比較複雜的倫理學。由此產生了一個矛盾，到底該從利害的角度來定義崇高，還是另有一種先驗的東西，叫做崇高——舉例來說，孟子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說我是民族虛無主義，反正我以為前一種想法更對。從前一種想法裡產生富裕，從後一種想法裡產生貧困；從前一種想法裡產生的總是快樂，從後一種想法裡產生的總是痛苦。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前一種想法就叫做聰明，後一種想法就叫做愚蠢。筆者在大學裡學的是理科，憑這樣的學問底子，自然難以和專業哲學家理論，但我還是以為，這些話不能不說。

對於人人都追求快樂這個不言自明的道理羅素卻以為不盡然，他舉受虐狂作為反例。當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佔極少數。但是受虐卻不是罕見的品行。七十年代，筆者在農村插隊，在學大寨的口號鞭策下，勞動的強度早已超過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極限，但那些工作卻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對於這些活計，老鄉們概括得最對：沒別的，就是要給人找些罪來受。但隊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卻樂此不疲，幹得起碼是不比別人少。學大寨的結果是使大家變得更加貧窮。道理很簡單：人幹了艱苦的工作之後，就變得很能吃，而地裡又沒有多長出任何可吃的東西。這個例子說明，人人都有所追求，這個道理是不錯的，但追求的卻可以是任何東西：你總不好說任何東西都是快樂吧。

人應該追求智慧，這對西方人來說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蘇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畫上了等號。但是中國人卻說“難得糊塗”，彷彿是希望自己變得笨一點。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衝動比追求快樂的衝動還要強烈，因為這個緣故，在我年輕時，總是個問題青年、思想改造的重點物件。我是這麼理解這件事的：別人希望我變得笨一些。謝天謝地，他們沒有成功。人應該改變自己，變成某種樣子，這大概是沒有疑問的。有疑問的只是應該變聰明還是變笨。像這樣的問題還能舉出一大堆，比方說，人（尤其是女人）應該更漂亮、更性感一些，還是更難看、讓人倒胃一些；對別人應該更粗暴、更野蠻一些，還是更有禮貌一些；等等。假如你經歷過中國的七十年代，就會明白，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許會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風尚，但我對這種話從來就不信。我更相信喬治&#8226；奧威爾的話：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必須承認一加一等於二；弄明白了這一點，其他一切全會迎刃而解。

二

我相信洛克的理論。人活在世上，趨利趨樂暫且不說，首先是應該避苦避害。這種信念來自我的人生經驗：我年輕時在插隊，南方北方都插過。誰要是有同樣的經歷就會同意，為了謀生，人所面臨的最大任務是必須搬動大量沉重的物質：這些物質有時是水，有時是糞土，有時是建築材料，等等。到七十年代中期為止，在中國南方，解決前述問題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擔。在中國的北方則是一輛小車。我本人以為，這兩個方案都愚不可及。在前一個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腳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壓迫之下，會給你帶來腰疼病、腿疼病。後一種方案比前種方案強點不多，雖然車輪承擔了重負，但車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話，比挑著還要命。西方早就有人在解決這類問題，先有阿基米德，後有牛頓、卡特，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把這問題解決了。而在我們中國，到現在也沒解決。你或者會以為，西方文明有這麼一點小長處，善於解決這種問題，但我以為這是不對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問題。西方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源於自身，所以就重視解決肉體的痛苦。中國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是親親敬長，就不重視這種問題。這兩種想法哪種更對？當然是前者。現在還有人說，西方人綱常敗壞，過著痛苦的生活——這種說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見過，東方的生活我也見過。西方人兒女可能會吸毒，婚姻可能會破裂，總不會早上吃兩片白薯幹，中午吃兩片白薯幹，晚上再吃兩片白薯幹，就去挑一天擔子，推一天的重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