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禮愣了一下，問道：“怎麼？張使君也曾擔任過彭城相？”

“嗯，就在曹操第一次入侵徐州之後。”

薛禮驚訝的道：“這實在是太巧了，我正是在曹操入侵徐州前半個月離開彭城的。”

“我接掌彭城相時，曾經聽小吏提及過薛大人。說薛大人不知道因何原因，是突然離開了彭城……如果當初薛大人沒有離開彭城，我們說不定還會見上一見呢。”

薛禮道：“過去的事情，都別提了，總之一言難盡。我之所以會離開彭城，也是被陶使君所逼迫的，實在沒有辦法了，只好一走了之。”

“被陶使君所逼？”張彥好奇的問道。

薛禮一提起這件事，就氣不打一處出，於是將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給了張彥聽。

說起來。薛禮與陶謙之間並無什麼矛盾，歸根到底。還是漢朝州刺史與郡國之間的權力之爭所造成的。

漢朝把全國分成十三個監察區，即一個司隸（中央直轄區）和十二個州。司隸設司隸校尉一人，地位極為顯赫，負責監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師近郡犯法者。每州各置刺史一人，用以監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

而刺史的職權，也有明確的規定，即“奉詔六條察州”，那六條是：一、“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即限制地方大族兼併土地，反對其橫行鄉里。二、“二千石不奉詔，遵舊典，倍公問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即打擊地方高階官員的以權謀私的不法行為。三、“二千石不恤疑獄，風歷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實訛言。”即打擊地方高階官員執法不公平。

四、“二千石選署不平，阿附所愛，敝賢寵玩”，即打擊地方高階官員在察舉士人時偏向親己。五、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任所監”，打擊地方高階官員子弟不法。六，“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打擊地方高階官員和地方大族相互勾結。對刺史的職權作出明文規定，既可以為刺史行使權力提供依據，又可以防止刺史濫用職權干擾地方的正常行政事務。

最初，刺史的權力只限於這些，但隨著以後日益的發展，到了東漢建武十八年（42年），刺史開始有固定的治所，奏事可遣計吏代行，不復自往，而且就連俸祿也提高了許多，不僅如此，朝廷還經常派刺史領兵作戰，刺史奏聞之事更不必經過三公委派掾吏按驗，太守、國相、縣令都對其頗為忌憚，甚至有因畏刺史而解印棄官之事。

到了漢靈帝中平五年（188年），劉焉謂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權輕，遂改部分資深刺史為牧，刺使實際已為一州軍政的長吏、太守的上級，州郡兩級制隨之形成。

薛禮當彭城相時，陶謙也只是個州刺史，薛禮想要在彭城幹什麼事情，按照道理來說，不必想陶謙稟告，可自行做主，因為陶謙並非他的上司。可陶謙卻非要橫插一槓子，事事進行干預，薛禮對陶謙的這種行為極度不滿，便上疏朝廷，彈劾陶謙。

可是，陶謙早就在薛禮身邊安插了眼線，得知這一情況後，陶謙便讓人把薛禮給關了起來。

薛禮身為國相，身邊都是陶謙的人，連他的行動都受到了限制，在極度鬱悶中，薛禮最終決定辭官不做。但薛禮又害怕遭到陶謙的迫害，於是舉家遷徙到了揚州的秣陵。後來，劉繇到了揚州，聽聞薛禮的大名，便聘為了別駕。

起初，薛禮並不願意出仕，但劉繇禮賢下士，數次光顧，薛禮礙於面子，這才肯答應出仕，擔任別駕一職。

薛禮出任別駕之後，用自己之前的親身經歷向劉繇建議，一定不要對治下各郡干預太多，否則會適得其反。

劉繇恰恰聽了薛禮的建議，所以除了他所在丹陽一郡之外，其餘各郡都他都陽奉陰違，以至於揚州政令不通，各郡互相為政。

不過，在劉繇治理的丹陽郡裡，百姓都安居樂業，他也深受百姓的愛戴，但他身為刺史，不干預其他各郡之事的行為，卻讓吳越一帶的賢才反認為是無能的表現，於是，吳越之地，濟濟人才，都思得明主而不能。

張彥與薛禮一番談話之後，也算是一見如故，畢竟薛禮是彭城人，而張彥也是彭城人，兩個人是老鄉，自然有一種別樣的鄉情在心頭。

對於張彥而言，薛禮這個人是有才幹的，但是太過於迂腐，只遵守禮儀，卻不懂得變通，雖然可用，也只能做個縣令、太守之類的官職。

薛禮這次來到岸邊，其實是奉命前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