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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是行動自由原則。任何一個公民,只要他完成了應盡的社會義務,在不徵求允許或不做任何解釋的情況了就可以搬到任何一個他想去的地方,而且可以使用任何交通工具。每一個烏托邦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願,改變周圍的生活、氣候和社會環境。
第三項是知識兆共有原則。除了活著的人的個人情況不準公開外,所有知識都被記錄在各種名目的索引單上、圖書館裡、博物館和問詢處。查閱起來非常方便,任何一個想了解某一方面知識的人,只要付出努力就能準確掌握這一方面的知識。他什麼都可以查,什麼都可以知道,什麼東西也騙不過他。
這一點把巴恩斯坦波爾引向了第四項原則:說謊是最大的犯罪。
克里斯多爾給說謊下的定義範圍是很大的,包括對發生的事情描述的不準確,甚至對一件實事的隱瞞也稱之為說謊。
“哪裡有謊言,哪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巴恩斯坦波爾對這個觀點感觸很深。他似乎豁然開朗,明白了這句話的真止含義。烏托邦和地球的區別主要就在這一點上,地球上到處都是謊言和虛偽。
巴恩斯坦波爾向克里斯多爾詳細地講述了人類生活中的全部虛偽和謊言。在地球上,儘管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問、國家與國家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都隱藏著謊言。有人在大肆鼓吹君主制,濫用職權,在搞冒名頂替;有人借用宗教和道德教育的名義弄虛作假。地球上的人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併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他受人限制,被迫納稅,忍受痛苦,最後成為這瘋狂、虛偽的犧牲品。“說謊是最大的犯罪!這是多麼簡單的道理!是實實在在的道理。這個論斷是科學社會同以往任何社會最基本的區別。”緊接著,巴恩斯坦波爾又對地球上出版的報紙進行了抨擊。他指責地球上的報紙在褻瀆真理,歪曲事實。
他對這方面的問題最為了解。倫敦的報業已不再是公正的新聞媒體,他們刪除了不該刪的東西,稿件也被他們改得支離破碎;他們公開說謊。這樣的報紙跟擦腳布沒什麼兩樣,甚至還不如一塊擦腳布。儘管《大自然》這份報刊在報道這一領域的現狀和發展時有失準確,但它畢竟是一份純科學性的刊物,並不報道每天的新聞。他認為,新聞界是現在生活中的鹽,如果鹽變得一點味道都沒有了!
這位可憐的人覺得自己又回到了悉頓漢姆,坐在早餐桌旁,讀完一份很糟糕的晨報後,在不斷地高談闊論。
“烏托邦以前的新聞界也是這樣,一團糟。”克里斯多爾安慰他說。“但是,要相信一句話,真理最終會戰勝謬論的。你不必太傷心,將來的某一天,你們的新聞界也會變化的。”
“你們烏托邦人是怎樣看待報紙和評論的?”巴恩斯坦波爾問。
克里斯多爾解釋說,在烏托邦,新聞和評論之間有很大的區別有許多房子——能看到的那座就是——被用來當作閱覽室。人們可以到這些地方去瀏覽新聞、大事,可以瞭解整個星球所發生的事情,有什麼被發現了,有什麼被披露了,自哪些事情已經做好了,等等。做這些報道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報紙上絕對沒有任何形式的廣告。克里斯多爾說:烏托邦的報紙還對地球上的事情做過豐富有趣的報道。他堅持讀這些報道,因為他對歷史,對地球上的事情很感興趣。報紙對科學發明報道得很多,以期望能激發人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報紙也有一些固定欄目,專門報道公眾感興趣的活題和事件,還為阿登和格林雷克為之獻身的空間研究做出了許多評論性的報道。在烏托邦,一個人死後按風俗習慣報紙要刊登他生前的主要事蹟。克里斯多爾答應帶山恩斯坦波爾到一個新聞中心參觀一下,讓他讀一讀從地球人那裡得到的有關地球上生活的報道。同時,巴恩斯坦波爾希望在那裡能看到阿登和格林雷克的報道,因為他們不僅是偉大的發明家,同時也是一對偉大的戀人。他也希望能更多地瞭解一些他最欽佩的瑟潘泰恩和塞達這些人的情況。在烏托邦的新聞報道中找不到像謀殺、搶劫這樣令人乏味的故事,不像地球上的報紙,到處都是謀殺案、誹謗案、詐騙案、性無知、性氾濫,到處都是對示威遊行,股市漲落、體育比賽的報道。烏托邦用生動活潑、獨具特色的討論代替了這類報道。
烏托邦的第五項自由原則就是言論自由。
任何一個烏托邦人都可以自由地對世界發生的事情直接或間接地發表評論和提出批評意見,但決不能捏造事實;他可以同意別人的觀點,也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他可以對社會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