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共邀請10個人，有4個人堅決不答應，在現任村黨支部書記、村長和會計的帶頭下，共6人答應去吃飯，時間改為正月初三下午。他們想，給他一點面子，吃頓飯，好把他打發走，這樣就少一個對立面，村裡也許會平靜些。哪知一頓飯未吃完，竟體無完膚，魂歸他鄉。

村長董守禮的老婆反映，她丈夫帶著四歲的孫子一起去吃飯，在飯桌上管志謙堅決不同意，說今天吃飯不準帶小孩，因為小孩“搗蛋”，他要董守禮把孩子送回家，好讓大人在一起多喝幾杯酒，好好樂樂。村長不願意，說你既然請客，又這麼小氣，你要叫我把孩子送回去我就不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管志謙自己抱起孩子把他送回家。這孩子倖免於難。

現場勘察是極其認真的，細緻的。刑偵人員從廢墟中、草叢中、樹枝上和相隔幾十米遠的鄰居的屋頂上將碎屍塊一塊一塊地收集起來，進行拼湊，結果發現只有6個人：現任村黨支部書記董守旺、村長董守禮、會計董學成、治保主任夏家發、前任村黨支部書記董會、民兵營長董開順。沒有發現管志謙的頭顱和屍塊。

管志謙是這起爆炸案的作案嫌疑人。萬國玉命令公安幹警迅速查清管志謙的下落，並將其捉拿歸案。一群眾反映，在發案的那天，那個時候曾在離現場500米的地方碰到過管志謙，問他上哪兒去，他說請村幹部吃飯，因為酒喝完了，到離村一里多路的代銷點買酒，沒過一會，就聽到巨大的爆炸聲。經查問代銷點，管志謙那天根本沒有去買酒。這就更加證明：管志謙有重大作案嫌疑。

萬國玉思緒萬千。改革開發以來，農村經濟有了迅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絕大多數農村地區農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按理說治安問題應該少一些。其實不然，農村的人民內部矛盾、鬥爭越來越突出，由此引發的殺人、傷害等重大刑事案件越來越多，是影響農村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幹警在調查這起爆炸案中，與村黨支部書記董守旺、村長董守禮同姓的村民，他們義憤填膺，強烈要求公安機關迅速將管志謙捉拿歸案，千刀萬剮，也不解恨；非董姓村民則掩飾不住暗自高興的心情。有一姓王的老漢對王輝說：“要炸死董家30個成年男人，才有我們的活路。可惜啊！才消滅了五分之一。”王輝問他為什麼這麼恨董姓的人？這個村70％人家姓董，難道董姓人都壞嗎？即使有壞人，應該檢舉控告，靠政府，靠公安機關，不能搞暗害。老漢眨眨眼，望著王輝：“依靠你們？如果不發生爆炸案，你們能來嗎？管志謙家過去有十幾口人，‘五風’時死了一大半；剩下的幾個人不是逃往外地，就是死在本地，你們管過嗎？”王輝無言以對。

萬國玉對偵查案件的幹警們說，要解開這個爆炸案之謎，必須進行徹底的調查，瞭解這個村子的過去和現在，瞭解人與人之間複雜的關係。

這個村子座落在兩縣的邊沿結合部，由相距不足3公里的4個自然村組成，約400戶人家，2100多口人，董姓320多戶、1500多人。解放前這個村子由8戶董姓地主兼族長掌握土地、財產大權；解放後由同族的董姓貧下中農為主要成份組成幹部群，村子裡的黨、政、文、財大權基本上為董姓所掌握。1959、1960年“五風”時這個村共餓死近300人，佔當時人口總數約40％，非董姓餓死260多人，佔死亡人數87％，原董姓幾個輩份高的地主分子一個也未餓死。“五風”以後，董姓與非董姓的比例由六比四變為七比三。

管志謙父輩、叔伯在解放初期共有13戶人家，近70人，到1960年底只剩下4戶11人，到“*”結束只剩下2戶5人，即管志謙及其父母、嬸母及其女兒。80年代初，農村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分給他家7畝責任田全是遠離村莊近2公里的黃土地，他父母不願意，要求分給一些好的責任田，遭到拒絕。其父告到鄉里、縣裡，最後到省裡，告了兩年，沒有任何結果。1991年在從縣城告狀回家途中，淹死在灌溉渠裡。管志謙及其母親將屍體撈出來，發現其脖子上有被勒的痕跡，認為是被人勒死扔進水渠的。向派出所報案，派出所報告縣公安局。縣公安局經過屍體檢驗、解剖，也認定是生前被人勒死後扔進水渠的，但案子一直未破。其母受到很大刺激，不久得病死亡。管志謙堂妹管志英念初中時，一次上完晚自習課回家途中，被人攔路*。她控告村長董守禮的兒子董學林。公安局進行調查，35歲的董學林有重大作案嫌疑，將其刑事拘留。董學林姑媽董守蓮是縣政法委書記，在她的干預下，以證據不確鑿將其釋放。不久管志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來，被迫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