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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理由，沒有一種能解釋為何要等待２３年（才公佈）更不能解釋屍體如何毀滅。屍體之假牙照片一直存檔，有案可查；１９７２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牙科法醫專家雷達·索格納斯醫生髮現，這些牙與１９４３年用Ｘ光拍照的希特勒的頭殼照片所示之牙齒完全相吻合。在愛丁堡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法學會議上，索格納斯醫生說，這個鐵證證明，希特勒已死無疑，蘇聯人所驗之屍確係希特勒之屍。但是，希特勒未開槍自殺的證據又在哪裡？“證明”無子彈洞的頭殼已被毀。另外，地堡內的目擊者，誰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變了顏色；而發現的毒瓶又只有一個。

戈培爾之死就沒有什麼神秘了。５月１日，在試圖與蘇聯談判失敗後，他對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說：“一切都完了。”

他把一副銀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給施瓦格曼，與他道了別。戈培爾夫人把６個孩子從床上弄醒。“孩子們，不要怕”她說，“醫生要給你們每人打一針，就是給孩子們和士兵們打的那種針。”

一個名叫昆茲的牙醫給每個孩子注射了一支瑪啡令他們昏昏欲睡後，戈培爾夫人親手在每個孩子口中放了一個盛有氰化鉀的藥瓶（已敲碎）地堡內的其他人，正在聽取如何出逃的最後指示。他們被分成６組。晚９時，第一組將朝最近的一個地鐵進口處跑去，沿著地鐵鐵軌，步行至弗萊德里希大街站，然後從地鐵出來，越過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軍或鄧尼茨為止。其餘５組之路線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時間出發。有些人被俘獲，死者卻寥寥無幾。真是奇蹟。

晚８時４５分，肯普卡前往戈培爾居室道別。孩子們已經死了。戈培爾太太鎮靜地請求肯普卡向她的兒子哈拉爾德問好，並告訴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爾夫婦手挽著手出了房門。他泰然自若，對瑙曼之忠誠與諒解表示感謝；瑪格達只向他伸出一隻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爾諷刺地說，他們要走到花園裡去，省得朋友們去抬他們。與瑙曼握別後，戈培爾伴著他的夫人——她一言不發，臉色慘白——朝出口處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樓梯上。接著便傳來一聲槍響。又是一槍。施瓦格曼和戈培爾夫婦的司機連忙奔上樓梯，發現戈培爾夫婦已倒臥地上。一個黨衛軍衛兵目不轉睛地盯著他們——是他開槍射殺他們的。他和後來的兩人在屍體上澆了四瓶汽油，點著了火。他們未觀察焚燒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們原是被令要毀屍滅跡的）他們把最後一瓶汽油傾瀉在會議室裡，點著了火。

馬丁·鮑曼的命運比他的主子的更有爭議。人們一般認為，他在逃離柏林途中死於非命，但已撤銷機密的英美兩國的情報資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義大利的波爾薩諾；他的妻子帶著９個孩子，從貝希特斯加登逃出來後，就在那裡等候。在爾後的２７年中，對鮑曼的露面報上時有報道，特別是在阿根廷。１９７２年年底，美國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稱，他有確鑿證據，證明鮑曼仍活著，是在南美。這個訊息轟動了一陣。數天後，又是一陣轟動。德國當局宣佈，他們在元首的地堡附近發現了鮑曼的屍體。曾驗明希特勒的屍體的索格納斯醫生，要求檢查頭骨，以便與牙齒相對證。開始時，由於他未獲準，人們便更懷疑這是一具假屍。後來，及至１９７３年秋，索格納斯才獲准去檢查頭骨和在頭骨出土３個月後發現的門牙和額骨架。索格納斯醫生返回加利福尼亞洛杉磯分校後，便著手準備法醫分析報告。１９７４年９月，他向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牙醫聯盟世界大會”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結論是，這個頭殼確是鮑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實的奴僕之謎終於真相大白。

（２）一直到最後，海因裡希·希姆萊都希望能與盟國作出某種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點差錯。希特勒死後，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為德國新政權的第二號人物。鄧尼茨卻說：“這是不可能的。我沒有工作給你做。”

在絕望中，希姆萊向施維林·馮·克羅希克求教。“請告訴我，我會變成什麼人？”

他問這位新外交部長，“你或別人會發生什麼情況，本人一點兒興趣也沒有”他憤怒地回答說。“我感興趣的是我們的使命，不是我們個人的命運。”

克羅希克給他提供兩條出路：自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