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扮演馬前卒的角色。”

鮑曼於當天，４月２日，寫信給妻子，描述了柏林最近一次遭空襲的情況，以及籠罩柏林全城的絕望的情緒。他警告她，在維也納也要作最壞打算；如俄國人佔領了那個堡壘，她就該逃離上薩爾茨堡。數日後，紅軍像流水似地開進了維也納；身懷偷來的通行證，臂戴偽造的“人民衝鋒隊”袖章的抵抗力量戰士，公開在街道上游弋，見到穿德軍制服者便開槍射擊。至傍晚，人們瘋狂地逃離維也納。逃難者越來越多；消防隊員、防空糾察隊員甚至連警察也加入了混亂的逃難行列。

（５）儘管前線處處崩潰，希特勒仍竭力向人們灌輸最後一分鐘會出現奇蹟的希望。他指出，他的敵人在雅爾塔為“勇敢的新歐洲”奠下的基礎已經出現裂縫。這不是主觀臆測。在草擬這個計劃時“三巨頭”是比較和諧的，但在執行時，他們已捲入紛爭。為了建立波蘭新政府，他們的代表在莫斯科舉行會議，已陷入僵局。一方面，莫洛托夫宣佈，盧布林政府真正代表了波蘭人民；另一方面，阿弗列爾·哈里曼和英國大使則爭辯說，必須建立一個更有代表性的政府，以便把逃亡的波蘭人也包括進去。

這個衝突不外乎是更深刻的分裂的前奏罷了。數月來，卡爾·沃爾夫將軍——原希姆萊的私人副官，現任黨衛軍駐義大利首腦——就一直透過美國戰略情報處瑞士代表艾倫·杜勒斯的一名代理人，與美國人進行談判。元首曾含混地答應讓他去探討此事，但是，沃爾夫卻自作主張，建議讓駐義大利的德軍投降。接著，他便在瑞士的阿斯科納秘密地會見了兩名盟國的將軍，討論如何瞞著希特勒去將此事辦完。

從一開始，盟國便把“日出戰役”通知了斯大林；從一開始，他便強烈要求派一名代表積極參加談判。盟國據理解釋說，在這種情況下，沃爾夫是永遠不會前來談判的，但這卻增加了斯大林的疑心。當他得悉在阿斯科納會晤的訊息時，他作出了強烈的反應。他指責盟國“瞞著在對德戰爭中首當其衝的蘇聯”與德國私通，並將此事稱為“不是一個誤解，而是更糟的什麼”３月底，斯大林指責說，由於阿斯科納會晤之故，德國人覺得將３個師從義大利調至東線也無妨。他進一步抱怨說，在雅爾塔達成的從東西南三方同時進攻希特勒的協議，盟國在義大利就未遵守。對此，羅斯福作了解釋，但結果卻惹出斯大林一封忿忿不平的電報，公開指責盟國玩弄欺騙的把戲。這便激怒了羅斯福總統。４月５日，他向斯大林發出了一封最咄咄逼人、最憤怒的電報：“坦率地說，對您之情報提供人，不管他們是誰，本人均不能不覺得憤恨，因為他們如此惡毒地曲解了我本人和我忠實的部下的行為。”

斯大林匆匆覆電說，他對羅斯福的正直和可靠從未懷疑過。但這是強硬的道歉；他補充說，阿斯科納會議本應有蘇聯人參加的。他將自己的看法說成是“唯一正確的觀點”盟國營壘中不和的詳情，希特勒是不清楚的，只知道有這回事，且是他預見到的。它又抱著會奇蹟出現的一線希望。當戈培爾將卡利勒對“七年戰爭”的年月的描寫讀給他聽時，他聽得津津有味：在普魯士，由於眼看著要失敗，腓特烈大帝悶悶不樂。他宣佈，若在２月１５日前改變不了戰局，他就服毒自殺。“勇敢的國王呀”卡利勒寫道，“再待呆一會兒吧，你受苦受難的日子即將過去。你的好運的太陽已經站在雲彩的後頭，很快就會升起，照臨在你的身上。”

２月１２日，沙皇之妻去世。形勢急轉直下，發生了令人不能置信的變化。

“聽了這動人的故事後”戈培爾後來對施維林·馮·克羅西格說，“元首眼中出現了淚花。”

它也勾起了他對自己的星宿的興趣，派人把希姆萊的研究部門裡那兩名占星學家找來。兩人都預言，１９４１年前是勝利，然後是一系列失敗，高峰是大災難——時間是１９４５年４月中上旬。但是到４月下半月，將會出現暫時的勝利，接著是個間歇，８月取得和平。德國在１９４８年前將忍受困苦，１９４８年後將東山再起。

生性多疑的戈培爾是不會反對抓稻草的。這個歷史先例給了他深刻的印象，所以，在４月１２日到奧得河附近的布賽將軍的司令部視察時，他又講了這個故事。有個軍官刻薄地問：“嗯，這次沙皇之妻什麼時候死？”

“我不知道，但命運掌握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戈培爾答道。說完，他便趁慢慢黑下來的天色返回柏林去了。

在大西洋彼岸，在佐治亞的溫泉，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喃喃地說：“我頭痛得。”

說完他便失去了知覺。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