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次日的行動訊號；大家一致議決，大部分資訊都按預先安排好的次序口頭傳達。用電話或電傳時必須使用暗號，而且只准在傳達重要事情時使用，因為整個電話系統都被蓋世太保竊聽。

這密謀者是知道的，因為他們中有一些人是藍世太保的官員，包括在柏林接管了蓋世太保主要辦公室的黨衛軍將軍在內。事實上，在整個黨衛軍內，都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反希特勒情緒。例如，菲立克斯·施坦因納將軍自己就大致想出了一個綁架元首的計劃，得手後，便“宣佈他精神失常”不久前，他還與其他武裝黨衛軍指揮官一起，向隆美爾保證，他支援任何反叛希特勒的起義。連黨衛軍保安處也充滿了叛亂的氣氛。為了德國的生存，外國情報處的主任舒倫堡也與陸軍的密謀者一樣，急於要除掉希特勒。１９４２年年底，他曾誘使希姆萊簽署一項實現與西方媾和的計劃，如需要，可以叛變希特勒為代價。在希姆萊的同意下，抵抗運動的一名文官卡爾·蘭格本在斯德哥爾摩分別會見了英美兩國的代表，以探討和談的可能性；之後，他便前往伯爾尼，面見美國戰略情報局瑞士代表艾倫·杜勒斯的助手——此人生在德國。這時，一切都弄糟了。蓋世太保偶然截獲並被破譯了一封電報，得悉“希姆萊的律師”已為和談抵達瑞士。蓋世太保將此電直接交給了希特勒。希姆萊當面向希特勒發誓，說自己完全無辜並永遠忠於元首。希特勒相信了他，這或許是因為他的工作太重要了。希姆萊逮捕了蘭格本，把他送進了集中營，自己立刻割斷了與抵抗運動的所有聯絡，以免他的主子進一步調查。另一方面，舒倫堡仍在密謀，與美國在西班牙的軍事人員搭上了關係，共同策劃綁架希特勒，並將他交給盟國。這一籌謀之精細簡直可以寫成偵探小說。

使人難以置信的是，７月１９日無論是舒倫堡還是希姆萊，對陸軍的地下陰謀即將實現一事，均一無所知。他們知道在保守的官員中，在退伍軍官中，在右翼基督教知識分子中，以及在社會主義政客中，確有抵抗勢力，但對施道芬堡及其年輕的夥伴卻從未懷疑過。幾個月前，舒倫堡曾就能否剷除希特勒一事問過威廉·烏爾夫——由黨衛軍支付薪金的一名占星學家。烏爾夫說，“只解除他的職務並不能改變事件發展的程序。發生的事情太多了。２０年來，我一在研究希特勒的星辰，他終將如何，我心裡一清二楚。他可能被暗殺致死，而且肯定是在‘海王星’——這是不可思議的情況下，在其中起作用的是個女人。對於他的死，全世界可能永遠無法得知詳情，因為在希特勒的天宮圖中，海王星對其他行星的方位歷來很壞。另外，在他的天宮圖中，海王星非常強。可以預料，他的軍事計劃的結果是值得懷疑的。”

１９日下午，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已為次日的行動作好了安排。他叫司機——他對此事一無所知——到波茨坦去找一位上校，把一個手提箱取來。施道芬堡解釋說，箱內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保密包裹，務必保管好。司機執行了這一指示，晚上把它放在床邊。提箱裡邊放著兩顆炸彈。

在“狼｜穴”晚上喝茶時，希特勒心神不定，神情緊張。施洛德小姐問他為何如此恐懼。“我希望不致發生什麼事”他簡短地答道。在一陣難堪的沉默後，他說，“現在若發生什麼麻煩事，那就會受不了。我不能生病，因為德國現時的處境很困難，沒能人能接替我。”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０日。

早晨６時剛過，施道芬堡便坐車離家進城。在城內，一名副官（中尉）趕來與他匯合。在蘭格斯多夫機場，他們見到施蒂夫將軍後，一同上了主管後勤的將軍為他們準備的飛機。１０時３０分，這架飛機在拉斯登堡附近的空軍基地著陸。

飛行員奉命就地待命，於中午將乘客送回柏林。

車子在林子裡行駛了半小時後，３個密謀者便過了最高統帥部的第一道門。他們繼續行駛，穿過了長約２英里的地雷帶和碉堡群，來到了第二道門。進門後，他們便到了一個四周有電網圍繞的大院。又過了１英里他們才到軍官檢查站。

與通常一樣，衛兵只檢查了他們的通行證，未檢查公事包。再前進約２００碼，他們便到了第三道圍牆。這是安全圈Ａ，是希特勒和他的隨身人員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這個最裡邊的院子，四周有鐵絲網圍繞，由黨衛軍和秘密警察日夜巡邏。如要進入院內，連陸軍元帥都得有希姆萊的安全主任簽署的特種通行證才行。但是，這個裡邊裝著炸彈的閃閃發亮的公事包，又再次未受檢查。

這個公事包由施道芬堡的副官提著，他自己提的卻是一箱公文。他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