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嗎？

“就算這些日子來他腦子裡裝滿了政治問題，總能找到一點時間輕鬆一下吧！去年怎樣呢？羅姆和義大利不也給他許多事做嗎？但他還有時間給我……

“恐怕後邊還有點兒別的什麼。

“不應我負責。當然不。

“也許是另外一個女人——但不是瓦爾庫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過，還有許多別的姑娘呀。

“還有什麼別的理由呢？找不到。”

幾小時後，她在日記中最後寫了哀憐的幾行：“親愛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幫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絕望得可怕。也許我的信到得不是時候。也許我壓根兒就不該寫。

“不管怎樣，與其要這樣捉摸不定，還不如立刻死了好。

“親愛的上帝，幫助我吧！讓我今天能與他說話吧！明天就太晚了。”

愛娃·勃勞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絕望信時，他正在接受手術。幾個月來，他一直喉嚨發痛。由於講演多，且又長得沒有盡頭，他的嗓子沙啞了，而且還發現喉頭長有東西。他舊日的恐懼又復活了。據施佩爾說，數月來，他老在談論菲特烈皇帝三世——死於喉癌。喉嚨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許與青年時*？在維也納患的相類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顯，他是服藥過度，因為這藥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驚慌不已，連忙把格拉威茨醫生叫來。他訴說頭痛、眩暈、耳鳴和重視。５月２３日，即元首發表重要外交演說後兩天，柏林大學耳鼻喉科主任卡爾·馮·埃肯教授從元首的聲帶上切除了一塊一厘米大小的息肉。這是個小手術（是在總理府進行的）只用了小量嗎啡作鎮靜劑。即使如此，希特勒卻甜睡了１４個小時。“我那時很擔心”埃肯後來透露說。手術後，埃肯教授勸他在數天內不要大聲說話，將來也不要衝動，“不要大聲喊叫……”

他承認，曾有人這樣對他說過，但一演講又全忘了（*引自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４日的《時代》該報曾報道說，希特勒曾請世界著名的耳鼻喉專家、維也納的海因裡希·馮·紐曼教授檢查他的喉頭。紐曼是個正統的猶太人，他於是遭拒）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證，他切除的是一塊“簡單的息肉”就是說，是一塊良性生長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要那樣會長癌。他之所以未給愛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個電話安慰她幾句，大概是因為他思想集中在懷疑自己有病上的緣故。

在感到絕望和被拋其後，愛娃於５月２９日凌晨吞下了２０粒“瓦諾風”（安眠藥）是她妹妹伊爾塞發現她昏迷不醒的。伊爾塞在一名外科醫生手下當接待員，學了一點急救知識。在給姐姐急救後，連忙打電話給她的僱主馬丁·馬克思醫生——她信任他。愛娃的日記是在醫生給她治病時被伊爾塞發現的。她決心為姐姐的第二次自殺保守秘密，便把最緊要的幾頁撕了下來，以免連累馬克思醫生——他是猶太人。伊爾塞也怕父親會作出強烈反應，也怕元首會詢問他的情人的精神狀態是否穩定。所以，她說，姐姐的自殺，部分是演戲。畢竟，愛娃只吞服了藥性比佛羅拿要輕的安眠藥——她明白，姐妹們回家後，總有一個會向她道晚安的。

馬克思醫生熱心地把病因說成是疲勞過度，是吞服安眠藥過量的結果。希特勒接受了這種解釋（但伊爾塞·勃勞恩至今仍堅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種情形，這個“偶然事件”也達到了語言未能達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她找到了自己的歸宿。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９日，她與妹妹格里特爾遷進了３間一套的公寓房。該公寓房座落在環境安靜的波根豪森住宅區，離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遙。房租是由他透過霍夫曼間接付的。他還買了傢俱，把房子佈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時很少在那裡。他若是來，也是在鄰居們入睡以後。即使如此，他與愛娃的約會也很難保密，因為秘密警察在大樓內外暗中保護。另外，由於喉嚨依舊在折磨他，他不得不大聲清嗓子。在愛娃遷進新居的前夕，他在貝希特斯加登找了個醫生，說喉嚨裡還有東西。他說，有人曾給他送來一束鮮花，接花時指甲裡進了刺，他是用牙去咬的。他怕咬刺時不慎將它吞了下去。醫生沒發現什麼，只用２．５％的硝鹽銀溶液給他洗喉。但希特勒又向馮·埃肯教授表示，他怕裡邊長癌。醫生只好將一系列的標本送給系裡的一名同事（埃肯教授稱他的病人為阿道夫·米勒）８月２１日，結論下來了：“阿道夫·米勒”沒什麼可擔憂的，那塊息肉是良性的。

希特勒的不安輕些了——至少是在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