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傳給了頭兒的私人助理。同時向他報告我們的處理結果或建議。”

“誰送檔案來的？”

“你說什麼？”利瑪斯好像有些失態。

“誰把檔案送給你閱讀的？肯定是授權名單上的某個人送給你的。”

利瑪斯不由自主地用手摸臉，顯得緊張不安。

“是啊，那是肯定的。你知道，費德勒。我這段時期以來酒喝得多了一點。”他說話的口氣軟了許多，“你不知道我有多難啊……”

“我再問你一遍。好好想想，是誰送那份檔案給你的？”

利瑪斯坐在桌邊，搖了搖頭。

“我不記得了。以後可能會想起來，現在我確實想不起來。你逼我也沒用。”

“不太可能是頭兒的秘書吧？你說過，你總是把檔案還給頭兒的私人助理。也就是說，所有授權的人當中，頭兒是最後一個去看的。”

“是的，我想是那樣的。”

“還有一個人就是特別登記處的布里姆小姐。”

“她是對檔案登記註冊的人，不用的檔案也都由她保管。”

12　東邊（8）

“那就是說，”費德勒冷靜地說，“肯定就是四處的人送檔案給你的了，對不對？”

“對的，我想是的。”利瑪斯無助地說，像是在費德勒面前甘拜下風。

“四處的辦公室在幾樓？”

“二樓。”

“資金調配部呢？”

“在四樓。在特別登記處旁邊。”

“你記得那份檔案是哪個人送給你的嗎？或者你記得是不是曾經下樓去取過那份檔案？”

利瑪斯絕望地搖了搖頭。突然，他轉向費德勒叫道：

“對了，對了。我想起來了。我是從彼得那裡拿來的。”利瑪斯好像突然清醒，激動得臉都紅了，“就是這樣。我去彼得的房間拿過檔案，我們還聊了一會兒挪威的事情。你知道，我們都在挪威工作過。”

“是彼得·吉勒姆嗎？”

“是的，我把他忘記了。那時候他剛從安卡拉回來沒幾個月，授權名單上也有他的名字！有的，肯定有的。名單上寫的是‘四處’，後面的括號裡寫著他的姓名縮寫。他的名字是後加的，有人把原來的名字用白紙片覆蓋後，寫上了彼得的姓名縮寫。

“吉勒姆分管哪個地區？”

“就這裡，東德地區。他手下有幾個人，主要從事收集經濟情報等非一線工作。他是條漢子。我記得他也給我送過一次檔案。他那時候並不負責間諜活動，至於插手這件事的原因，我不清楚。他和其他幾個人主要是研究食品短缺之類的問題，只是作情報評估。”

“你們沒有談論過那個人？”

“沒有，那是我們的禁忌，不可以談論。特別登記處那個叫布里姆的女人還特別囉唆了一陣：不許談論，不許提問。

“考慮到對‘滾石’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如此嚴密，有沒有這種可能：那就是吉勒姆的研究工作中部分地涉及‘滾石’間諜活動？”

“我對彼得斯都說了。”利瑪斯拍著桌子，幾乎是吼叫著說，“任何針對東德的間諜活動沒有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瞞著柏林站的。如果真有那種事，我不會不知道，你明白嗎？這個問題我要對你們說多少次才算完啊？我肯定會知道的。”

“你說得對。”費德勒客氣地說，“你當然會知道。”他站起身來，走到窗前。

“你要是秋天來的話，”他看著窗外說，“景色會更美，那時候是毛櫸樹葉變色的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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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蛛絲馬跡（1）

費德勒喜歡發問。他以前做過律師，提問成為他的一種樂趣，是發掘真相能力的體現。他堅信一點，在記者和律師那樣的職業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撓地發問。

那天下午他們一起出去散步，沿著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順著一條較寬的山路走進樹林。路很崎嶇，還橫著倒伏的原木。費德勒不斷地在試探，從不透露半點資訊給利瑪斯。問他劍橋圓場的建築設施和工作人員情況。詢問工作人員屬於什麼社會階層，住在倫敦哪個地區，他們的配偶是不是在一個單位工作。還問到工資、休假、品行和食堂情況，以及他們的私生活、他們之間的閒話和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問了很多有關工作人員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

而那些是利瑪斯最難回答的問題。

“你說的意識形態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