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著怎麼辦。我老婆要把它存起來，可是我卻想把它花掉。當時在香港，我和我老婆兩個人去飯店，五塊錢可以要三個菜一個湯，白飯可以隨便吃；去看電影，一張票一塊半，我們兩個人只要三塊錢。一般人一個月如果拿到四五百的話，就是很高的工資了。那是在1960年，金庸的報紙是1959年創刊的。

《真報》是一個極右派的報紙，極端反共，《明報》則表示中立。有一次金庸在《明報》上說《真報》“只顧反共，不顧事實”。我寫文章和金庸論戰，說“我們既顧事實，又顧反共。”那時候《明報》創刊已經接近兩週年了。有人開玩笑說：“你這樣和金庸對著幹，小心他不讓你寫稿呀。”我想那有什麼關係，反正有大把的報紙讓我寫稿。《明報》兩週年的時候，我去參加，查太太在宴會上大聲問：“倪匡來了沒有？他這樣罵我們，還敢來嗎？”我笑嘻嘻地說：“早就來了，就在你後面。”查太太大笑，這個鏡頭我記得太清楚了。那時我在《明報》上寫的是《南明潛龍傳》。

和金庸第一次見面的時間我現在記不得了。那時候，我們那幫聯絡起來的幾個南來香港的青年，經常在一起喝下午茶，談天說地。當時有張徹、董千里、蕭適樓等等，金庸有時候也參加。張徹那時候還沒有做導演。最近見到金庸，我跟他感嘆：“那時候經常聚會的人好像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他想了半天說：“劉以鬯。”但是劉以鬯那時候很少跟我們來往。我和金庸的交往，我覺得是君子之交，我們之間永遠是他來找我，這麼多年來我從來沒有去找過他。因為我覺得他是大人物，那麼忙，又有錢。他有學問，我也很喜歡和他在一起。他現在返老還童，性格比以前活潑了很多。我回香港之前，他打電話給我：“你搬回來住？太好了，你搬回來我就不去英國唸書了。”結果我真搬回來了，他還是去英國唸了博士。我問他：“你怎麼又到英國去啦？不是說我搬回來你就不去英國了嗎？”他說：“我有說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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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徹的劇本差不多都是我寫的，所以有個對子說“屢為張徹編劇本，曾為金庸續小說”。我和張徹的交往太早了，那時他三十來歲，穿一個花襯衫，頭髮吹成卷的，個子又高，真是神氣！張徹是個非常出色的文人，書法、作曲什麼都能幹。那時候我在《真報》客串寫影評，他在另外一個報紙上寫影評。我寫影評，有時候是根據一張海報就開始寫了。張徹是真正懂電影的人，看到我寫的影評，看不過眼，就在報紙上寫文章罵我，說我沒有題材寫東西，沒有看過電影就亂寫。我就跟他論戰：“你這位先生真有趣，不是評電影，是評影評，不是影評家，是評影評家。”後來董千里看到了，說：“張徹我認識的，找他出來喝咖啡。”我們一見面，就很投機，成了很好的朋友。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倪匡：被一陣風改變的人生（6）

後來他做了導演，他找我寫劇本，　我說我不會寫劇本。他說：“你知不知道有一種形式叫電影文學劇本？”我說：“知道，我很喜歡看。”他說你照那樣寫。所以我給張徹寫的劇本都是文學劇本，你看我寫的劇本就像看一篇小說一樣，從頭到尾沒有電影術語，直到現在我也不會寫那種有電影術語的劇本。當時有個導演，以為所有寫劇本的人都想做導演，在我寫劇本很出名了之後，找到我問我想不想做導演。那位導演下午五點鐘到我家，一直講到半夜一點。他撐不住了，說：“我餓了。”我說：“你還沒有吃晚飯？我陪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他又問我：“怎麼樣？有沒有興趣？我馬上給你安排？”我說：“沒興趣。”氣得他大罵：“你為什麼沒興趣？”我說了一句話，讓他三個月沒有理我：“我自認上輩子沒有做過什麼壞事情，這輩子何至於淪落到要做導演？”因為我知道那時候一定不能敷衍他說：“讓我考慮考慮。”否則的話他三天兩頭地來，豈不煩死了，所以一定要嚴詞拒絕他。

我這個人，是很個人化的一個人，對於我來說，最適宜的工作就是寫作，完全是個人的，不必聽任何人的意見。而拍電影要和幾百個人合作，電影沒有拍完，我早就死掉了。所有做電影工作的人都想做導演，但是我不想做，一點興趣也沒有。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做不了。我在香港一混就是幾十年，寫作是我唯一的謀生方式，稿費越來越高。提高稿費的辦法也很簡單，最多的時候同時要寫十二個武俠小說，在牆上拉一個繩子，拿小夾子把每個要寫的小說夾在繩子上。今天該寫這個了，就把這個摘下來，一口氣寫上十二天；明天該寫那個，就把那個摘下來寫上十二天。每次寫大概不到兩萬字。我從來不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