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法來整合田地，進行集中有效的耕作，類似於“屯田”模式，只不過並非由軍隊來完成，而是由被徹底掌握了地方行政權力的鄉村自行完成。這中間，士紳階層被拋到一邊，取而代之的是太平軍的傷殘及退役人員，由這些太平軍出身的鄉長、村長們執行從齊王府發出的每一道命令，並且落實並督促。層層環環，將所有人置於一個集體之中，動則全動，靜則全靜。

來松江的第一天，周士相還秉承著來之前的想法，就是削弱松江的紡織業，恢復耕地，成為一個大糧倉。他劃了一個紅線，糧食重於一切。正如他前世，哪怕經濟體量已經巨大無比，可耕地的紅線卻一點也不能動。無論社會如何發展，文明如何進步，維持這個體系的不是什麼法律，也不是道德，而是糧食。沒有糧食，再富裕的地方也不過是空中樓閣；沒有糧食，再安份守己的百姓也會成為鋌而走險的亡命之徒。

江南好，可江南之外不好。周士相打下來的地盤很大，可和當年的崇禎皇帝一樣，其實也是個爛灘子。兩廣殘破、江西殘破、湖南殘破、安徽殘破、也就江南和浙江稍微好些。廣東經幾年治理，稍稍好些，卻要承擔廣西及日後雲貴的接濟，安南的糧食源源不斷的輸入廣東，又源源不斷從柳江運往廣西，再一點一點的消耗。因為海路不通，周士相不可能指望安南的糧食能夠一直輸送到北方，走陸路的話，更是個浩大及無底洞的投入，得不償失。所以周士相必須要有一個新的糧倉所在，如此才能接濟江西、安徽、江北，並保證日後北伐所到之處，都有源源不斷的糧食跟上。

只是在松江走訪多處後，周士相卻改變了主意。他發現近二十年的兵災沒有破壞當地的商業生態，農民們對於種植水稻的積極性並不高。當種田所得和種桑、種棉二者間的利潤不在一個級別或者相差太大時，農民便會自覺選擇種植經濟作物，而不是繼續種水稻，種麥。因為他們考慮得只是眼前利益，自家利益，而不是官府利益，朝廷的利益。他們也不會去想，在他們家鄉之外，有多少人在飢餓中等死。他們只會想，自己今年能掙幾個錢。

直接利益驅動下，松江的農民們不想種糧食，那些商人作坊主們也不會想什麼“改桑為田”。周士相很奇怪，連年戰亂之下，江南這些紡織品怎麼還能賣的動。汪士榮稟報了一件事，那就是江南這些紡織品有自己的銷路。松江有出海口，金山衛就是最大的一個港口。據汪士榮說，大量紡品在金山港口裝船，然後販賣到金廈去，然後由金廈方面再轉賣海外。除這條海路外，便是北地。清廷曾在南都設江寧織造局，由織造局大量收購江南的紡織品運往北.京，然後再由內務府的那些皇商銷賣到各地。這世上從來不缺窮人，可也不缺富人。富人有吃有住，自然有錢用在穿上面。另外，絲綢可能不是百姓生活必需品，畢竟能買得起的很少，可棉布卻是要的。再怎麼窮，一家大小總要有套衣服穿吧，哪怕再破再舊，總能裹體。有了這個硬性需求，紡織作坊自是不愁無工可開。

種棉花、種桑、養蠶的農民，作坊裡打工的織工、買賣的商人、跑貨的行幫等等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團體，甚至於松江不少地方，農民家中都有織機，白天在田裡忙完之後，便在油燈下挑夜織布。如果不斷了這些紡織品的銷路，想要強制在松江種植糧食，恐怕不僅不會讓百姓感恩戴德，反而會讓他們生出怨意。但是真要強制摧毀松江的紡織業，弊端也是極大。清欠牽連範圍甚廣，但是也只限於士紳階層，對於商人和百姓並無觸動，真要再讓商人和百姓對太平軍產生牴觸、敵視，哪怕太平軍的刀再快，恐怕也是殺之不絕。

而殺人，肯定不是周士相的本意。

人已經不多了，他反清不是為了讓不多的人口再少下去。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讓松江的農民又肯種田，又讓紡織業可以有序的生存下去，周士相當真是絞盡腦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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