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剋剝，權貴們的盤剝，官府的限制。

都是趙官家們樂於看到的。

甚至可以說是鼓勵的。

而偏偏，趙官家們又已經離不開城郭戶們創造的經濟效益。

元豐七年，戶部統計天下城郭戶給國家貢獻的收入。

僅僅是諸司這一塊在場務上的收入，就已達到了五百零五萬貫，另外還有布帛九十九萬餘匹（續資治通鑑長篇元豐七年十二記載）（元豐八年，罷市易務、罷堤岸司，這方面收入銳減，只有三百多萬貫）。

而在商稅方面，這個數字是八百多萬貫。

此外，城郭戶們還要交免行錢，這又是幾百萬貫。

大宋的城郭戶用佔天下人口八分之一的數量，貢獻了超過三成的賦稅。

而其佔據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可能接近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後人看北宋，才會怎麼看怎麼彆扭。

一邊是工商業快速發展，城市化突飛猛進。

一邊是宮有制壟斷官營經濟大行其道，趙官傢什麼都要管，什麼都想插一手。

三冗之一的冗員問題的源頭之一，就在這裡。

於是北宋活像個精神分裂患者，大腦、小腦各自打架，屁股和腦袋各坐一邊。

但，只要代入到封建帝王的專制毒菜思維下，這一切就都顯得合情合理了。

加上儒家現在其實也完全沒有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工作。

千年的農本思想指導下，所有人面對新的社會形勢，都很茫然。

新黨的王安石，舊黨的司馬光、呂公著，都曾考慮過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但他們都浮於表面，未能看到問題的真正原因所在。

同時，他們也都忙於黨爭，無暇處理和研究這個問題。

也幸好他們忙於黨爭，沒有真正將目光投射過來。

不然，他們就會發現，有個可以吞噬一切的東西，就潛藏在這劇烈的社會變化中，就潛藏在天下越來越多的城郭戶裡。

而趙煦在現代留學十年，看過中外歷史。

自然知道，這個事情既可以讓大宋中興，國家富強。

同時一個不好，也可以讓他或者他的子孫摸不著頭腦。

但……偏偏，只有這唯一的一條活路！

其他路都是死路、絕路！

於是，再怎麼不願，他也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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