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流亡在大西洋上的蓋納西島，一八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上午八時半，維克多·雨果，法蘭西一代文豪，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

這是一軸輝煌的畫卷。畫幅的卷首可上溯到卞福汝主教經歷的一七九三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卷末直延伸到馬呂斯所參加的一八三二年巴黎人民起義。在這裡，整整將近半個世紀歷史過程中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都一一展現了出來：外省偏僻的小城，濱海的新興工業城鎮，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監獄，巴黎悲慘的貧民窟，陰暗的修道院，恐怖的墳場，郊區寒愴的客店，保王派的沙龍，資產階級的家庭，大學生聚集的拉丁區，慘厲絕倫的滑鐵盧戰場，戰火紛飛的街壘，藏汙納垢的下水道……這一漫長浩大的畫軸中每一個場景，無不栩栩如生，其細部也真切入微，而畫幅的形象又是那麼鮮明突出，色彩是那麼濃重瑰麗，氣勢是那麼磅礴浩大，堪稱文學史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典範。

小說中的畫面描繪，遠遠超出了表現歷史背景與敘述人物故事經歷的需要，雨果有意識要為後世留下史筆，他所描繪的這個世紀兩大歷史事件滑鐵盧戰役與一八三二年巴黎起義，就是極為輝煌的兩例。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小說裡寫出“本世紀”的歷史之流迂迴曲折、起伏跌宕的鉅變，並且在全部歷史景象與過程的中心，安置一個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即下層人民悲慘的命運。在他看來，大革命後的半個世紀的不同階段，下層人民的處境同樣都悲慘艱難，並無變化，他以冉阿讓、芳汀與珂賽特的故事說明了這一點。他在小說的序裡就指出了“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因此，可以說，作者要繪製的就是那個時代中窮人悲慘生活的畫卷。

這是一部雄渾的史詩，是一個人的史詩，但又不限於個人的意義。主人公冉阿讓的經歷具有明顯的奧德修斯式的傳奇性，他一生的道路是那麼坎坷，他所遇到的厄運與磨難是那麼嚴峻良知良能孟子用語。良知，先天具有的道德善性和認識，他的生活中充滿了那麼多驚險，所有這一切都不下於古代史詩《奧德修記》中主人公的歷險。與奧德修斯的史詩不同的是，冉阿讓的史詩主要是以他向資產階級社會強加在他頭上的迫害、向不斷威脅他的資產階級法律作鬥爭為內容的。正因為冉阿讓要對付的是龐大的壓在頭上的社會機器與編織得非常嚴密的法律之網，雨果要使這個人物的鬥爭史詩能夠進行下去，就必須賦予他以驚人的剛毅、非凡的體力、罕見的勇敢機智。冉阿讓得到了所有這一切，他近乎神奇的本領使他一次又一次戰勝了對他的迫害。不僅如此，他還被作者賦予現代文明社會的活動能力，他從事工業，有所發明創造，一度成為了一個治理有方、改變了一個小城整個面貌的行政長官。雨果筆下的這個人物幾乎具有了各種非凡的活力，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色彩濃厚的傳奇性的主人公。

這個人物的浪漫主義色彩，更重要是表現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他的精神歷程也象史詩一樣可歌可泣。他本是一個本性善良的勞動者，社會的殘害、法律的懲罰、現實的冷酷使他“逐漸成了猛獸”，盲目向社會進行報復，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終身悔恨的錯事，而這種悔恨卻又導致一種更深刻的覺悟，成為他精神發展的起點，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正象他在傳奇般的經歷中要克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險阻一樣，他在精神歷程中也要繞過、戰勝種種為我的利己主義的暗礁，才能達到他那種不平凡的精神高度，才能有他那種種捨己為人、自我犧牲的義舉，而且，這種暗礁往往比現實生活中的險阻更難於超越，需要有更大的勇氣與堅毅。

冉阿讓並不是一個抽象的人。從出身、經歷、品德、習性各方面來說，他都是一個勞動者。他體現了勞動人民各種優秀的品質，他是被壓迫、被損害、被侮辱的勞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經歷與命運，都具有一種崇高的悲愴性，這種有社會代表意義的悲愴性，使得《悲慘世界》成為勞苦大眾在黑暗社會里掙扎與奮鬥的悲愴的史詩。

這是一種浩博精神的結晶，人道主義精神的結晶。

雨果不是出身於勞動人民，是什麼思想促使他去寫這樣一部講述下層人民苦難的鉅著、用小說全部的形象力量來提出勞苦人民的悲愴命運問題？這就是人道主義的思想。

一八○一年，一個名叫彼埃爾·莫的貧苦農民，因為偷了一塊麵包就被判處了五年勞役，出獄後又在就業中屢遭拒絕。這件事引起了雨果的同情，使他產生了寫《悲慘世界》的意圖。他把這個事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