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在為中國足球工作，他從沒有收過紅包，他甚至從沒有去過桑拿房……還有王俊生，還有閻世鐸，還有李曉光，還有王彬、董華、馮劍明、張吉龍……等等，他們算不上高尚，但從某種意義而言，由於中國足協10餘年來面臨的批評和壓力，已使他們夾著尾巴成為中國機關幹部裡還算清正勤勉的一族。

革命才能活命（3）

但於事無補，“中超之父”郎效農救不了中超，足協前後兩任主席王俊生、閻世鐸也救不了中國足球，如果好人、聖人能救得了中國足球的話，那麼請雷鋒、焦裕祿、孔繁森或者耶穌來當足協主席吧。

人品？！我相信朝鮮足協的官員們一定是人品無瑕的，以他們所接受的教育肯定忘我無私勤奮工作，但在那樣的體制下，朝鮮國的足球水平又怎樣呢？而在它隔了一條三八線的南部，韓國足球卻在職業體制下生龍活虎。

（三）私慾論——

（可疑，投資人還是投資權力的人？程建國先生認為這些足球投資人的慾望在於“城市名片”，是投資權力以及相關而來的政策傾斜、廣告效應。我想問的是，貝魯斯科尼、阿布、默多克投資足球還是投資權力？只要對足球運動有推動力，你管它動機如何，沒有私慾就沒有革命，中國足球的一大原罪就是缺乏進取慾望。你純，你救得了中國足球嗎？）

如果純真救得了中國足球，那麼法國足球的鼻祖應該是聖女貞德；如果強求一個資本家投資足球完全是為了足球本身，那麼這個世界上將沒有像皇馬、AC這樣的強勢俱樂部。

我並不懷疑程建國先生所說中國足球“投資人”其實是“投資權力人”，大量的材料可以說明，從王健林到楊肇基到尹明善到徐明到張海甚至遙遠地區的李志民，其實都是從投資足球中得到或者已經得到某種足球之外的回報——這沒有問題，只要他們確確實實在推動了地區足球的生存和發展就行了，即使他們在利益得不到滿足之後要抽身而去，也必須承認在資本投入某個地域對這個地域足球起到的必然邏輯關係。

貝魯斯科尼是投資足球還是投資權力？默多克是喜歡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足球技藝還是追逐足球能給他的傳媒帝國帶來的效益？還有阿布，還有佩雷斯，甚至還有阿維蘭熱、布拉特以及薩馬蘭奇、羅格。現代體育、職業足球發展到當今這樣的商業高度時，有什麼理由向資本家、政治家們要求他們一定要像曠古時代的聖人一樣澄明無邪呢？

這種想法本身就是一種對革命的反對。

一個必然要在這場革命中澄清的問題是：革命需不需要完全純粹的動機？也就是說——是不是有了私慾就不能革命？

毛澤東在《論統一戰線》裡表達出這樣的意思：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戰勝一切反動的勢力。徐明不那麼純粹，張海不那麼純粹（注：他甚至現在還被抓了），國安有自己的私慾，但一個革命戰線的形成難道一定要清一色的馬克思、列寧嗎？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始於私慾，沒有私人的慾望哪來革命的初生，當這些私人慾望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時，當這些由私慾而成的共同利益又能夠順應潮流推動歷史的發展時，它就是革命，就是徹頭徹尾的革命。這是歷史的、也是革命的規律。

水泊梁山108條好漢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慾：楊志一怒殺了潑皮、石秀抓爛別人的豆腐、時遷見色心動、魯智深想的就是吃肉……李自成這麼徹底的革命也充斥著私慾！劉宗敏與郝搖旗爭搶陳圓圓，牛金星與李信文人相輕，李過與宋獻策反目成仇，就連李自成最初的革命動機，也不過是一個陝北娃子肚子餓了要打家劫舍而已。

革命以及革命者的動機永遠是個漸進的過程，就像你不能要求賀龍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時就是一個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你不能要求朱德在打響南昌起義第一槍時腦海裡就浮現出1949年10月1日的盛大景象，甚至不能要求青年毛澤東在長沙師範時就已成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等到革命動機都純正了才能革命，只能被人革了命。

因此，我的意思反而是：我認為中國足球的問題正是徐明、張海們還不夠赤裸裸，還不夠公開地說出利益的癥結——才導致所謂“中超”從一開始就成為先天機制錯誤、被迫後天“造反”彌補的一樁爛攤子。有什麼遮遮掩掩的，英超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輝煌，正是由於曼聯、阿森納一干豪門要赤裸地爭取利益，正是阿布拉莫維奇、默多克拎著鈔票要攫取足球之外的一些至關利益。

“動機不純”？好一個以革命的口吻反革命的標語。私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