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指出的，人們開始“由盲目的信古而進到疑古，更由消極的疑古，而進到積極的考古”資料出處：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１—８３頁。。

第三節回師河南

一、　“卷地毯”與後岡三疊層

１９３１年，軍閥間的中原逐鹿終於戰火熄滅塵埃落地，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反蔣聯軍敗北，蔣介石以武力統一了國民黨各軍事集團。蔣的心腹劉峙出掌河南省政府，局勢趨於穩定。

中研院史語所取得了與山東合作的經驗後，蔡元培出面與劉峙商談，與河南合作發掘安陽殷墟的意向初步談妥。隨後，經傅斯年、李濟與河南省教育廳多次磋商，落實了合作的具體辦法：河南省教育廳遴選一至二名專業人員，參加中研院安陽殷墟發掘團；發掘工作及所獲古物，均由安陽殷墟發掘團繕具清冊，每月函送河南教育廳備查；所掘古物移運適當地點，須函知河南教育廳備查；殷墟古物除重複者外，均於每批研究完結後，暫在開封陳列，以便地方人士參觀。俟全部發掘完竣，研究結束後，再由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政府會商分配陳列辦法資料出處：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１—８３頁。。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2）

障礙清除，道路暢通，第四次殷墟發掘行將恢復。當初，首次發掘的機構叫“中央研究院掘地層委員會”，寫在一塊白布上，掛在小屯村內馬王廟的牆上。第二、三次發掘，叫做“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發掘團”。這次改稱“國立中央研究院安陽殷墟發掘團”，已帶有名正言順的意味。

１９３１年３月，李濟率眾在和煦的春風中再赴安陽，發掘團有老隊員董作賓、郭寶鈞和王湘等，有首次參加安陽發掘的梁思永、李光宇、吳金鼎和劉嶼霞等，河南方面亦派出關百益、許敬參等參加發掘。

隨著時間的推移，經驗教訓的積累，李濟制定的發掘方法也越漸成熟：在大面積的發掘前，先作點的探找，次作線的觀察，再作面的揭開，最後作體的發掘。吸取城子崖的經驗，這次因地下普遍有古代遺存，故不再試探，徑行測量規劃發掘網。李濟將發掘工地分為A、B、C、D、E五區，十米見方為一個探坑，每間隔數米即一個探坑，採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推進。

聲勢浩大的發掘，歷時五十一天，除了出土七百八十二片有字甲骨及多件青銅器、玉石器、骨蚌器外，最重要的是發現了殷商時期的宮殿遺址。考古遺址是過去人類生活的“琥珀化”，凝聚了當時自然環境與人類行為的方方面面。從這個意義上講，有時遺址的發現比遺物更有價值。以往的發掘，以為生黃土層不含遺物，不具考古價值，其實是因其發掘面積過小，沒有發現生黃土層的整體形狀和全部聯絡。這次“卷地毯”式的大面積揭露，使各處發現的生黃土連成一片，揭示出了原來作為宮殿基址的形狀，豐富了對殷墟遺址的認識。

自１９３１年春季開始，小屯的發掘範圍向東擴充套件到後岡，向西擴充套件到四盤磨，李濟的意圖是“由外求內”，先發掘小屯的四境，再探求小屯。後岡與四盤磨的發掘分別由梁思永和吳金鼎兩員大將主持。

後岡遺址，北臨洹河，位於小河灣南岸的一處臺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幾米高的黃土壁，東北是一片河水沉積的沙灘，東南兩面地勢平坦。李濟曾經寫過，“１９２９年發掘小屯時，天天走過後岡，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勢，遍佈繩紋陶片，那時就動了掘它的念頭。”

梁思永主持的後岡工地，經過連續幾次發掘，出土了與城子崖遺址下層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遺物，發現了小屯（商代）、龍山、仰韶三種文化遺存上下依次堆積的“三疊層”：其上文化層，為淺灰土，屬殷商文化，出土陶器顏色灰黑為主，兼有少量白陶和釉片，器型以鬲為主，還出現了形如古代武士頭盔的冶銅坩鍋發現者吳金鼎將其稱為“將軍盔”。，骨器型別有箭鏃、單孔刀及刻字甲骨；中文化層土色呈淺綠，發現了大量與城子崖遺址出土陶器紋飾、器型完全相同的磨光黑陶，明顯屬於龍山文化層；下文化層為灰褐土，屬仰韶文化層，未發現卜骨。

梁思永細心地觀察到，後岡遺址的分佈中心每次都略向東北方向移動，這大概與洹水的活動有關，因為洹水所沖積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東北推進的。也許，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後岡退讓的優勢，完成了三種文化的依次演進。他進而推測：第一次彩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