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繼續走。”

就在《大教堂》出版的五年後，也就是卡佛終於可以衣食無憂地生活和寫作的五年後，一直把戒酒看作是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沒有想到吸菸毀掉了他的肺，並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50歲。

在一次生前的訪談中，當被人問起他對學習寫作的人有什麼建議時，卡佛這樣回答：

“我以前的寫作教師曾經跟我說，‘你做好了忍飢挨餓十年的準備了嗎，而且在十年當中，幹各種做牛做馬的工作，忍受各種回絕、遺棄和挫折了嗎？如果這樣過了十年，你還在寫作，你有可能會成為一個作家。’我不會跟想寫東西的人說這些，但我會跟他們說，他們必須堅持寫，並誠實地寫，寫那些對他們自己來說重要的事。如果他們幸運的話，有一天，會有人讀的。”

按照卡佛自己的標準，卡佛是幸運的。

我是剛來美國不久後，在一家舊書店裡碰到卡佛的書的，之後的幾年中，斷斷續續地買到了他全部的小說集。翻譯時手中用的1989年版的英文字《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的一家名叫“節儉的繆斯”的二手書店裡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樣，我是在租來的房間裡，躺在撿來的床墊上，讀卡佛的小說的。對卡佛的喜愛是觸手可及的，因為床墊下面的地板，正在我的每一次輾轉反側時，生硬地硌在我的後背上。非常感謝譯林出版社的社長和編輯同志們給我這次翻譯卡佛的機會，我相信中文的卡佛會有讀者的。最感謝的是我的愛人，我們在兩所不同的大學裡讀書，只有在和她這幾年來間間斷斷的相聚時，我們才會有一點點的安穩和家的感覺，讓我們知道自己還不是卡佛筆下的人物。

為了便於瞭解卡佛自身的經歷以及他對寫作的態度，我從他的兩篇隨筆《論寫作》及《火》和後人編選的訪談錄《與雷蒙德·卡佛對話》一書中挑選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這本小說集的後面。相信讀者會發現，卡佛的談話像他的小說一樣樸實而富有敘事性，不僅可讀性很強，而且是我們今天文學閱讀與寫作的一個冷靜而富於稜角的參照物。

2006年8月3日於美國芝加哥

好事一小件（1）

週六下午，她開車去了購物中心裡的那家麵包房。瀏覽了一本貼滿蛋糕照片的活頁紙夾後，她預定了孩子最愛吃的巧克力口味蛋糕，蛋糕上裝飾有一艘宇宙飛船，發射臺上灑著白色的星星，蛋糕的另一頭是一個用紅色糖衣做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會用綠色的字母寫在星球的下面。

粗脖子的麵包師比她年長，一言不發地聽著她告訴自己，小孩下週一就八歲了。麵包師穿著一件工作服一樣的白色圍裙，帶子從胳膊底下繞到身後，再繞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邊聽她說，一邊在圍裙上擦手，低頭看著照片，任由她說。他讓她彆著急，慢慢說。他剛到班上，要在這兒待上一整晚，烤麵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訴了麵包師自己的名字，安？維斯，還有她的電話號碼。蛋糕週一早上出爐，孩子的生日聚會在下午，時間會很充足的。麵包師談不上快樂。他們倆人沒有任何歡愉的氣氛，只有最基本的語彙交流和必須的資訊交換。他讓她覺得不舒服，她不喜歡他這樣。當他手裡拿著筆，在櫃檯裡面彎下腰的時候，她琢磨著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這輩子除了烤麵包，還幹過什麼別的。她自己是一個母親，三十三歲，在她看來，所有人，特別是像麵包師這樣年齡的人──這個人老得足以當她的父親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經歷過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會佔據的特殊時光。她覺得，他們之間肯定有這個相通之處。但他卻對她很生硬，不是粗魯，只是很生硬。她放棄了和他交朋友的願望，往麵包房裡面看，她能看見一臺又長又笨重的木桌，一頭堆滿了裝餡兒餅用的鋁盤，桌子旁邊是一個金屬盆，裝滿了空架子。還有一個巨大的烤爐。收音機里正放著西部鄉村音樂。

麵包師在一個特殊預訂卡上寫完資訊，合上了活頁夾。他看著她說，“週一早上。”她謝過他，開車回了家。

週一早上，這個生日男孩和另一個男孩一起走著上學。他們來回傳遞著一包薯片，這個就要過生日的男孩正試著要打探出他的朋友今天下午會送給他什麼禮物。沒注意看路，這個生日男孩在一個十字路口，剛走下了便道，就被車撞倒了。他側著身摔倒，頭磕在排水溝裡，腿伸到路上。他閉著眼，腿卻前後移動，就像是要爬到什麼東西上去。他的朋友扔下薯片，哭了起來。那輛車開出一百多英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