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上最難揣測的莫過於人心，前年姬定接連的受挫，主要是因為姬定對於蜀侯和公子偃的誤判，從而導致那一整年，他過得可都是如履薄冰。

但是對於制度演進的預測，姬定很少會出現誤判，他知道當制度發生怎樣的變化，人們生活會發生怎麼樣的變化，又會出怎樣的困難。

故此當屈易為、司馬昭魚向他彙報貴族的不滿時，他其實是非常淡定從容的，因為這一切都在他的預計之中。

同時他也知道沉默的大多數。

可想要再走回頭路，這是很難的。

因為他的變法，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

二者的區別就在於，自上而下的這種變法，開始其實是比較容易的，只需要依靠強權去改變，大棒掃平一切不服。

殺雞儆猴。

但是缺點在於，隨著時間的推移，執行的不當，面對阻力將會越來越大，只要上面改變主意，新法很快就會崩潰。

有一個詞就很準確的形容了這一點---人亡政息。

那秦國在商鞅死後，其實是有機會回到過去的，而當時沒有回去，就是因為嬴駟堅持新法。

新法在秦國得以留存，只是在於君主的英明。

而不是不可逆的。

與之相反的例子，就是吳起。

吳起死後，他的新法，雖然並沒有完全崩潰，但沒有崩潰的那部分，其實是關乎於王權，再加上吳起臨死一計，重創了當時的楚國貴族，導致貴族當時也沒有太多的力量反撲，楚威王才能夠保留部分新法。

加上楚國的天賦，這部分新法已經讓楚國躋身於三強之中。

而自下而上的變法，開始是非常困難的，是沒有強權的支援，完全依靠技巧。

縱觀姬定在楚國變法，王在新法中發揮的作用是很模糊的，不管是楚威王，還是楚懷王，他們可都沒有說用王權去打擊那些反對者。

這新法始於船塢。

如果沒有姬定的先進技術和他的商業知識，這個變法都不可能開始，換商鞅、吳起來，他們也都做不到。

別看姬定操作起來很簡單，那只是因為他超越時代的知識，而當代天才，都不可能做到如他這樣。

這其實是很難。

可是一旦開始，想要往回走也是非常坤難的。

因為朝廷並沒有做什麼，最多就是劃出三個商業圈，但是這商業圈就是不劃，它也會形成的，船隻的出現，必然會使得那些佔據河道要衝城鎮，將會成為經濟繁榮的地區。

姬定只不過是先一步規劃出來而已。

這都是因為利益，才發生改變的。

既然朝廷什麼都沒有做，朝廷又怎麼去收回來。

故此一些貴族不是要求廢除新法，而是要求擬定律法來制止新法。

哪怕將大小法廢了，那些奴僕還是會逃走的，因為外面都是更好的生活。

除此之外，新法始於船塢，而船塢代表著更先進的生產力。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做到放棄先進的生產力，從而回到過去得生產關係，最多也就是止步不前，也就是不接受新得生產力，守住現有的生產關係。

但這隻能延緩，最終還是要邁向新得生產力。

洞曉這一切的姬定，他自然一點都不慌張，你說回去就回去，可真是天真可愛。

果不其然。

現實情況正一步步照著姬定寫好的劇本在推演。

新法為楚國創造出大量的利益，其實這些利益只有少部分落到平民頭上，大部分還是被楚王和貴族給收走了。

那些保守派貴族，以前就不在商業發達的地區，地理上就相對比較封閉的，故此他們一看利益與代價開始扭轉，他們立刻站出來反對。

但是不少貴族在商業圈裡面或者邊上，他們是深受其益，賺得是盆滿缽滿，昭氏、屈氏、景氏都賺得是盆滿缽滿。

如果他們家族不賺錢的話，即便昭陽自己是支援的，他也要顧全家族。

如景氏。

景翠鎮守徐州，而徐州可也是河道交通要衝，戰爭歸戰爭，這買賣大家還在繼續做的，誰會跟錢過不去。

也正是因為工商業的興起，導致楚國奪回徐州之後，內部很快就安定下來，很多貨物都必須往徐州走，徐州變得繁榮起來。

繁榮是可以掩蓋許多矛盾的。

只不過他們這些大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