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等於天上掉餡餅。正因此，彼得·德魯克才說“不能把自由當作執照”。一場真正的變革，它的落腳點，必須是讓人們，尤其是那些獲得新的自由的人們，具有更大的自主行為能力，為自己的行為負起更大的責任來。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短命政權，比如金陵六朝。它們的開創者並非全無本事，可剛建立了一點家業，就被後代在饕餮、沉醉中兩下子就折騰光了。

後來，取代它們的唐朝，卻流行著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經過貞觀之治和幾代君主（包括武則天）的經營，這個時代的人更喜愛表現的，不是太平盛世中的炫耀和歡樂，而是對激昂的勇士精神的捍衛——有時明明知道去邊疆要吃苦，但還是選擇要去：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

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王維·少年行）

有人寧願一輩子鎮守邊疆，連生命都可不顧：

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

願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

（戴叔倫·塞上曲）

還有人說生命可以不顧，邊疆的和平卻一定要堅守：

伏波惟願裹屍還，定遠何須生入關？

莫遣只輪歸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

（李益·塞下曲）

其實，有唐一代，自唐玄宗往後，無所作為的統治者絕非少數，中央政府也時常處於國庫匱乏、兵力不夠的尷尬境地。倒是唐朝的那種英雄文化，讓這個政權在持續不斷的戰爭中掙扎著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如何把一場變革堅持下來，並讓它演化出一套新的文化甚至新的制度？人類文明雖有數千年曆史，在這方面積累的經驗，卻其實非常有限。如何把大變革期間脫穎而出的企業經過一代一代的董事會和CEO發展下去，中國內地的經驗現在還幾乎是零。中國的改革開放僅有30年，很多一度發展勢頭良好、賺錢賺得就像過節一樣的國企和民企，很快就都遇到了發展停滯的問題。

所以說，當新的制度空間業已開闢、企業不再被日常生計所困擾的時候，企業家面臨的才是最艱難、最嚴峻的選擇——怎樣避免金陵六朝那樣競相衰敗的厄運？怎樣開創和維繫盛唐時代那種英雄輩出的文化？

在參加高層慶功會、成就報告會的時候，在與各行各業成功人士一起出席傳媒秀的時候，在出入社會上聲色犬馬場所的時候，在對下屬指手畫腳的時候，在任何搖頭晃腦、感覺良好的時候，都不妨先環顧四周——有沒有唐朝勇士般的隊伍在守衛你的基業？

倘若沒有，不如作罷。

小道與大道

*過來的人大概還記得，當時的某位政治人物給自己起的名字（不是本名），取自唐人一首著名的科舉應試詩，作者錢起：

……

流水傳瀟浦，悲風過洞庭。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省試湘靈鼓瑟）

湘靈這一典故，取自遠古時湘妃的悲劇神話。此詩最後兩句，據說還是“鬼謠”。某天深夜，錢起聽到院子裡傳來一個聲音。等他跑出去看時，院裡竟空無一人。不過他還是把這兩句抄錄了下來，沒想到後來趕考，竟然還用上了。這個故事是由錢起的弟弟最先說出來的，或許是為了吹噓哥哥的文才。

如果沒有錢起的典故，人們對彼人的名字也不會有那麼多議論。要知道唐詩裡傑出意境比比皆是，為什麼偏偏對這兩句如此熱衷？作為個人興趣，人們也沒有什麼好評說的。可假如一位政治人物，或一家公眾企業，故意去追求這種半實半虛的效果，甚至還請專職或業餘的公關人員（比如錢起弟弟）製造一些半玄半鬼的故事，就未免讓人感到心裡“發毛”。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網際網路泡沫的年代，眾多公司玩弄的種種時空錯亂、光怪陸離的營銷把戲，不但沒能為它們贏得更多的支援和生意，反倒讓人感覺不適。

它們有的非要把公司前廳裝潢成東方迷宮或大型休閒場所，有的非要打通關係在天安門城樓上掛一次寫著公司名字的大紅燈籠，也不管城樓下的過客有誰能看得見。有的非要花重金包租協和式超音速客機舉行投資分析師會議，目的是讓自己的IPO（招股上市）能先聲奪人。還有的搞促銷活動就像奧斯卡頒獎大會，僱用影視、體育和媒體明星輪番捧場。

難道非要這樣才能顯示出創新精神嗎？誠然，政治、經濟都須創新，然而任何公眾人物和機構都有一個社會形象的問題，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