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知黃鶴舉，千里獨裴回。

（古風）

這裡的“裴回”就是徘徊。為什麼過去能有“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而現在卻時興“珠玉買歌笑，糟糠養閒才”？

看起來，那時的知識分子仍然保持著一種現在罕見的天真爛漫。他們覺得只要有國家存在，就有尊重人才（那時叫“養士”）的必要。好像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其實他們不明白，那些玩政治的人，早已消受不了他們的天真爛漫了。在一個沒有壓力、沒有目標、幾乎是為統治而統治的制度下，人才——尤其是愛提意見的那種——確實是一種昂貴的政治累贅。

不但人才沒有用，連軍備都沒有用。沒聽說安史之亂中唐朝軍隊從武庫裡搬出的兵器都已生鏽、腐蝕得不能再用嗎？據說有的隊伍只好提著木棍迎戰叛軍。所以，在求職的時候，那些認為自己有超常才幹的青年，最好不要去為一家壟斷企業工作——在那裡，他們難免會被當作累贅。

黃金怎能取代制度？

唐人陳子昂寫過很多懷念燕昭王的詩。作為四川人的他，在有機會遊歷燕趙大地的時候，正是事業急轉直下的關口，內心想必充滿苦澀。他有一篇作品是這樣寫的：

南登碣石坂，遙望黃金臺。

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

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燕昭王）

為什麼眼前的景緻也像他的心境一樣荒蕪？當年燕昭王治下的國家復興大業為什麼就連遺蹟都蕩然無存？不是說他花重金聘到樂毅等人以後，燕國在20多年裡迅猛發展，國力膨脹到了它有史以來的頂點嗎？

然而，就像燕國與齊國之間毫無結果的相互仇殺和相互消耗一樣，燕昭王追求的目標充其量就是復仇；國家的長治久安並不在籌劃範圍之內。他的人才策略，也只不過是服務於這個特定專案的；並未成為國家制度的一部分。即使他對樂毅大膽放權、用人不疑，也即使樂毅碰巧也是為人忠誠、辦事精明；但據史籍記載，在燕國貴族內部，對這樣的革新措施早就有所爭議。等燕昭王一死，樂毅的軍權很快就受到削弱，國家的戰爭計劃也就隨之瓦解了。

沒錯，正如元人迺閒所說，“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黃金臺），用人不可惜財。然而單純用錢買來的人才，卻很難組成一個能幹大事的團隊。因為第一，無法判斷受聘者到底是看重這份收入，還是熱衷這份工作；第二，也沒有一個穩定的機制來保證他們埋頭完成自己的使命。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燕國一直痴迷“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把戲，卻始終沒能玩出什麼花樣——樂毅伐齊，半途而廢；荊軻刺秦，全盤落空。

在機制的層次上，出問題幾乎在所難免。斯坦福大學商業研究院Jeffrey　Pfeffer教授就曾指出，花錢買人才，會促使受聘用者越發追求短期效應，越發忽視團隊建設（企業文化就更顧不上了），越發倚仗某些個人關係（如樂毅僅靠燕昭王一人的信任）來發揮作用。這樣的人才策略讓很多企業都吃過虧。

古代的燕國，大概能算是歷史上最早的一個花錢買人的失敗案例。

好員工都選擇僱主

戰國的文化人都是到處跑著去求職的。

一個叫李斯的，為了實現自己做糧倉裡的老鼠的抱負（沒人打，儘管吃），投奔了當時的超級大國秦國。他表面上為秦始皇幹事，抄檔案的字寫得很漂亮，暗地裡卻把秦始皇創立的基業全毀壞——到頭來也毀了他自己和他的兒子。

李斯的老師是荀子，當時的職務大概相當於齊國的社科院院長。老師對這個學生的選擇不以為然：“秦國倒是一個強國，可惜一點也不文化。”

荀子還有一個學生叫張蒼，雖然也在秦朝當過御史，但混了一陣就逃跑了。後來張蒼參與了漢朝的創立和文化復興，還當過漢朝的丞相。

以上三個人都有顯赫的經歷，顯然也都熱衷個人進取。但秦國只讓李斯最為激動，讓他感到是個可乘之機，因為李斯的道德最為低下。荀子不願與秦國發生任何瓜葛，儘管他知道秦國的武力已無可匹敵。而張蒼，從他在秦始皇統治下私藏《春秋左氏傳》這件事來看，大概他很早就料到了秦朝不會長久，並暗中在為取而代之做準備了。

到了現代社會，人才比起戰國末年有了更多的選擇餘地，但有一條規律不會改變——如果企業缺少一種面向未來的領導力，給它打工的員工（尤其是高階員工），也就不難預見公司在發展戰略和未來的工作環境上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