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一直在監視我，他是我的獄卒。我無事可幹，只能憂鬱地呆在家裡按他的指示辦事。由於對沒完沒了的作業反感，我找到了另一種形式的娛樂，做我真心喜歡的事：讀書。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父母就鼓勵我看書。當我還在一年級的時候，老師就給我們訂了一個閱讀計劃，我總是讓爸爸看我讀的那些書，他也總是想辦法鼓勵我，一再問我書裡的詳細情節，如果發現我讀得很懂了，他總要露出十分驚奇的樣子。

因此，我常常在家裡苦苦地等著他，然後讀書給他聽。

他這種鼓勵方式大大刺激了我的閱讀慾望，使我遠遠超出老師的要求，每天都要到圖書館去借書。很快的，我看完了圖書館裡每一本書。沒多久，我閱讀的水平在班上已經是無人能比了。那時，我也許是少有的七八歲就開始閱讀《傲慢與偏見》、《簡愛》等名著的小孩。對閱讀的摯愛使我忘掉了不讓我和朋友們一起玩的苦惱。我開始以一種無法想象的一天一本書的快節奏看起來。

朋友們常常來敲我的門，我總是對他們搖頭說不。我知道，用不著問，因為不問也知道爸爸會說什麼。過不了多久，誰都知道我是個不讓離家的孩子。朋友們慢慢地也不再來了。

有一天，我終於憋不住了，要求爸爸媽媽讓我出去，我甚至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了。媽媽似乎對我尷尬的處境感到挺歉疚，她說服爸爸讓我出去走走。

那天天氣真好，有的家長也跑出來和孩子們一起玩。索亞的媽媽向我走過來，接著就開起我的玩笑。我知道她是個女強人，有時還很煩人，我有點怕和她講話。不過，這會兒，躲也躲不開了。

“咦，高倩，你爸爸總算把你從監牢裡放出來啦？”她笑著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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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犧牲就犧牲（2）

我覺得很不自在，裝作不在意地回答她：

“監牢？啊？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是說，你整天被關在家裡啊！”她說。

“喔，沒有啊”，我說，“我不是被關在家裡啊，我有好多事情要做，為了以後的成功，我現在就要開始努力。”

她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來反駁我，就走了。雖然我不喜歡每天留在家裡，但我覺得，還是有必要捍衛爸爸的決定。我要讓別人認為是我自己願意呆在家裡，而不是被迫關在家裡，所以我就脫口而出，說了一通爸爸一再給我說的那些大道理。

在那一段時間裡，爸爸媽媽由於把我緊緊地關在家裡而成為別人嘲笑的物件。每家人都笑我父母，因為他們認為孩子應該有他們快樂的童年，而不應該整天被關在家裡學習。我父母也知道別人笑他們，但他們卻從來不反駁什麼。

爸爸總是笑著對我說：“你瞧著吧。”

沒過幾個月，我發現情況真的有了變化。現在只能看到極少的孩子在戶外。學著我爸爸的樣子，一家家都收緊了他們的繩索，孩子們被帶回去嚴管了起來。

笑看著這個變化，爸爸又一次對我說，他的做法總是對的。

令我感動並且覺得很可愛的是，她在被“犧牲”了童年快樂的時候，還能理解那些“大道理”，還知道有必要捍衛爸爸的決定。

許多人雖然身在美國，對美國的教育還是瞭解得很皮毛。他們認為，美國學校學業輕鬆，華人孩子很容易脫穎而出。這種看法至今還在麻痺著生活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很多華人，使他們自我陶醉，對孩子沒有很高的要求，不好好“管”孩子，最終形成大人孩子都感到遺憾的結局。人們普遍認為，美國父母對孩子不管不顧，任其自由發展，享受快樂童年，孩子也發展得很好。也許很多美國家庭確實是這樣的，但並不全都這樣。其實，就我所知，美國父母，特別是很多中產階級上層以上家庭的父母，對孩子也有很嚴厲的。

美國學校每年都有開放日，那一天，家長可以到學校，挨個與任課老師談話，瞭解情況。我注意到，女兒好友貝迪的爸爸每到這一天，都帶著紙和筆，一個個教室地轉。他可能並不和每位老師談話，但是，他要到教室門口，認真地看牆上貼著的，按學生社會安全號為代號的成績表，不但把他女兒的成績抄下來，還抄下每個班上的最高成績。貝迪說，他爸爸就是根據抄下來的成績，和她“算賬”的。她爸爸是畢業於斯坦福的博士，對女兒有很高的要求。

女兒考上哈佛以後，我太太的一個美國同事心理很不平衡。當時她已預感到自己孩子的前途不妙，非常焦慮。在這種微妙的心態下，她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