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的故事其實是不全的，或者說有不少事情沒有交代清楚。比如說，既然是真人真事，當時事發的時候到底誰在現場，是誰看到了周大哥的具體表情，周大嫂的第一反應又是誰第一言說的等等，對於這些問題村民都語焉不詳，我們也無法考證了。但是，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他們為何要這樣記憶他們的歷史。我們通常認為記憶是個體行為，但有些學者相信存在著一種集體記憶。

法國學者哈布瓦奇在學界率先提出了“集體記憶”的概念，他指出社會記憶關注的是人們的想法怎樣在社會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簡單的協商和調解，而是受到社會安排的結構性限制。人類記憶所依賴的語言、邏輯和概念都是在社會交往中實現的。哈布瓦奇的集體記憶理論特別強調記憶的當下性，即人們頭腦中的“過去”並不是客觀實在的，而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回憶永遠是在回憶的物件成為過去之後。不同時代、時期的人們不可能對同一段“過去”形成同樣的想法。如果按照社會記憶理論重新對這個故事進行分析，那麼我們至少可以關注如下幾點：

首先，社會記憶理論認為社會記憶的內容往往並不是對於原有社會現實的忠實再現，而是透過一種折射作用，會對現實造成一定的轉化或者歪曲。這正如保羅·康納頓所說的：“現在的因素可能會影響——有人會說是歪曲——我們對過去的記憶，也因為過去的因素可能會影響或歪曲我們對現在的體驗。”按照這樣的邏輯，農民現在的性別偏好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關過去的知識，但是卻並不是忠實地再現過去。這個特點具體體現在這個故事當中就是人們過分“誇大化”了男孩對於周大哥的價值和意義。根據我們的研究和分析，也完全可以說正是有了這種對男孩意義的人為誇大，並且這種誇大在一定範圍的人群內獲得了集體共識，形成了一種集體的社會記憶，才最終使得這個圈子內的任何一個人，包括周大哥進行這樣的行為選擇。也就是說，從社會記憶的折射性角度看，現在的性別偏好很可能會是對於生育男孩意義的“膨脹化”或“誇大化”之後的社會記憶，會是一種不同於現實的折射反映。

記憶與想象——男孩偏好的生成“邏輯”（4）

其次，社會記憶中的性別偏好的儀式性。按照社會記憶理論的說法，社會記憶是透過（或多或少是儀式性的）操演來傳達和維持的，對於特定的符號或者規則程式的過分強調和追求是儀式的主要標誌。在這個故事中有一個細節幾乎是所有的講述者都要強調和不能忽視的。那就是周嫂生下孩子後，再三詢問別人自己生的是不是男孩的細節。人們都強調這個細節至少反映了人們在儀式當中的一個普遍心理：對於一種特殊符號或者規則程式的重視。那麼在這個故事當中，講述者不厭其煩地突出強調男性生殖器這個特殊符號，便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性別偏好這個社會記憶操演儀式中的角色。因為人們不僅在生育過程當中需要記住性別偏好這個基本的規則，而且需要有關突出強調男性生殖器這類的符號內容來強化或者說操演這種規則的記憶。

第三，社會記憶內容的差異性。因為我們擁有不同的可以追溯的過去，所以，可能在社會記憶的具體內容方面會有所差別。具體到我們要研究的這個故事當中，周大哥聽到周嫂生了男孩後當時的反應，也就有了多種相去甚遠的記憶版本，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們前面說的那兩種，第一種在當地婦女中流傳較廣，持第二種說法的以一些男性居多。從社會記憶具有的延展性特點看，這兩種說法明顯地顯示出了社會記憶內容的差異性特點。也就是說，社會記憶的具體內容可能會隨著當事人所處社會位置的不同和時代氛圍的變化而相互之間有很大出入，甚至在一些方面會相互牴牾。

第四，社會記憶的傳承和延展。如果我們對這個故事進行深入分析，就不難看出，這個故事延展的邏輯與當地農民性別偏好的社會記憶之間是有著某種契合的。這種契合正是這類故事賴以傳承的“營養基”，有了“營養基”，性別偏好的社會記憶才能經久不衰。甚至說，只要我國農村地區的性別偏好仍然成為農民的一種社會記憶，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類似“周大哥的故事”還會經久不衰地講吓去。同樣，只要我國農村地區類似這樣的故事還經久不衰地講吓去，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性別偏好還將長期存在，性別偏好作為一種社會記憶還將長期流傳。

第五，在人們對這件事情的記憶和敘說過程中，對生育男孩價值的認可不但使農民關於自己生育慣習中的“男孩偏好”被保留下來，而且，生育慣習當中這種對“男孩”的價值的突出，實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