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當回事兒的人，也不會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你既然不能把別人的生命當回事兒，又怎麼為民眾謀福利呢？一個連自己都保衛不了的人，你能夠保衛國家嗎？所以對於這樣一種奮不顧身，我們要一分為二地來看：承認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耿耿又有什麼問題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會有這麼一個問題：我既然是一心為公的，誰反對我，就是一心為私；我既然是忠臣，誰反對我，那就肯定是奸臣。這樣他就會以自己來畫線了，他就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了。而一個人不能夠聽取別人不同的意見，他就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兼聽則明嘛。如果晁錯你做到了兼聽，就不能說只要你是一心為公，而別人只要和你意見不同就是一心為私的。晁錯就是這樣固執，這是不是有問題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他那個一往無前。一往無前，我們以前也認為是一種很高尚的品德——當然我們某些時候是需要一往無前，需要奮不顧身的，也需要執著，需要認死理——但要看什麼人，什麼事兒，什麼情況。比方說你做學問，執著是好的。為什麼呢？要追求真理。一個學者、一個科學家，一定要執著，一定要認死理兒——我認準了這個，我就這條道兒走到黑了，不碰到南牆我絕不回頭，也許在探索過程中我還沒有碰到南牆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須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該堅持的時候堅持，該妥協的時候妥協，該讓步的時候讓步，該迂迴的時候迂迴。而且政治家要考慮的問題不僅僅是一件事情該不該做，而且還要考慮能不能做，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這是一個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質，他得看三步。而晁錯是執著、堅持、認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對的，就是要做的，能不能做他不考慮，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他也不考慮。

漢文帝是做了考慮的，所以晁錯一再向漢文帝上書，漢文帝不採納。後來晁錯給漢文帝上疏的時候寫了這樣一句話：“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意思是說，我是一個很狂妄的人，我說了一些狂話，請英明的皇上來做出決策。漢文帝對此的批示是什麼呢？漢文帝批示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就是說一個國家最糟糕的是什麼？能夠提意見的人其實並不狂，但是如果做決策的人他糊塗，這就糟糕了。所以說漢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建議沒有狂不狂的問題，什麼建議你都可以提，但是決策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決策不能不英明。這個道理文帝懂，但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結果是什麼呢？他採納了晁錯的削藩策，而且還讓晁錯自己來主持這項工作——這一下子麻煩就大了。

為什麼說讓晁錯來主持削藩是不對的呢？削藩不正是他的政治主張嗎？他提出這個政治主張就讓他來推行難道不是很合適嗎？

我們先要看削藩是一件什麼樣的事兒。對於這件事情，宋代的蘇軾，也就是蘇東坡，他有一篇文章叫《晁錯論》。《晁錯論》的一開篇，蘇東坡就提出一個觀點來，他說，一個國家最困難的事情、最難做的事情是什麼呢？是看起來天下太平而實際上埋藏著隱患，這個事情是最最難辦的，因為你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那要怎麼辦呢？只有那些特別的、傑出的、優秀的人才可以擔當這樣的一個重任，而晁錯不是這樣一個人！也就是說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錯其人非其人——削藩這件事情做是該做的，但是讓晁錯來做是不對的。按照蘇東坡的觀點，做這件事情要有三個條件：“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第一個條件是“知其當然”，就是事先把這個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清楚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和利害關係——我如果做的話可能會怎麼樣，我如果要做的話應該怎麼樣，全部把它想清楚了。晁錯把削藩的事想清楚了沒有呢？應該說他沒有想清楚。我們看到他提出的就只是一個口號：“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就這八個字，並沒有看到他做什麼可行性研究，也沒有看見他提出可操作的方案，他只是覺得應該這樣做，其他的一切準備都是沒有的，所以說晁錯不具備第一個條件。

冤死的晁錯（下）（3）

因此他也就不具備第三個條件——“徐為之圖”。“徐為之圖”就是說到了最後，即事情的緊要關頭，你有足夠的智慧和辦法慢慢地、不動聲色地來處理問題——晁錯也不具備這個條件。

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懼”，就是事情來了以後不害怕。因為你要做的事情非常困難，尤其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著頭皮硬要做，這叫“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