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的來勢很兇，一開始就用人海戰術，成千上萬的騎兵，繼續不斷地向餘如海旅長所部進攻，餘旅僅有四千之眾，人數上已經處於劣勢，加以受到奇寒氣候的影響，以徒步之師，迎擊頑強的土人騎兵，只有招架，無法還手”（巴人《我隨劉文輝在四川打內戰記往》，1968年《春秋》雜誌總第253期）。隨後餘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帶，增援趕到，才算穩住了陣腳。趕緊改變戰略，對土人騎兵因採取夜間火攻的方法，對方於損折之下，騎兵面對火攻，已不能發揮作用。

辛棄疾事業起步雖為參謀、幕僚出身，但其膽氣絕倫，文學、軍事天才並重。他的兵學思想的深度或不在戚繼光之下。南宋當局若能依為柱石，大勢或當逆轉。

辛棄疾文名盛極，其餘皆為所掩。實則他是不折不扣的軍事思想家、戰略家、行動家。在戰術方面善出奇計，善出奇兵予以奇襲，他製造的行動總是乾淨利落髮揮戰鬥效能。奇襲的成功，其間包含他一系列的戰力培育，徵兵、訓練程式設計、意志灌輸、單兵戰力、協同作戰、進擊速度、基地建設，他都舉重若輕予以導成。

此種奇襲頗有現代美軍小股特戰群的味道，高度的智勇膽力渾然一體，取得出乎意表的戰果。可惜南遷派到多個地方服務，頗受掣肘，未能在中樞力行反攻之計。

他具有編練特種部隊的能力、心力、智力，並很快產生高度的行動運作效果。無論在古在今，都是不多見的。

他所編練的部隊所用武器，包括防禦和攻擊都較那個時代各方部隊有所改進創新。

辛棄疾在40歲的壯年到了湖南，任湖南安撫使，稍有獨當一面的事權，他就開始編練軍隊，招募農家精壯子弟，成立步馬組合的飛虎軍。史稱“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他在湖南編練的飛虎軍，所用戰馬，專門從廣西邊地輾轉購來，這種千挑萬選之良種邊馬，彪悍耐戰；步兵精銳2000人，騎兵500人，協同依託作戰，平時注重實戰訓練，預設實戰推演，強調快速作戰。不久已建成一支極為罕見的攻擊型基幹部隊。他在各種人事糾紛中左推右擋，儘量將掣肘化解到最低，辛苦經營將此部隊保持了很長時間。

從蔣緯國回溯辛棄疾（22）

辛棄疾的軍事地理、戰略眼光，是以編練特種部隊、建立能戰之旅為依託的，絕非劉斐之類第五縱隊紙上談兵虛應故事所可比擬。

辛棄疾的兵學實踐在其辦理馬政一事上最能見出他的良苦用心。

蘇洵批評宋代政治弊端，深中肯綮，“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上富丞相書》）。

這也是辛棄疾所處的時代悲劇所在。

宋時兵制，呂思勉先生說，兵力逐漸*，宋代初起，兵力為20餘萬；太宗末年，增至66萬；至仁宗時，西夏兵起，乃增至125萬！真是可怖。

這只是毫無意義的數量的增加，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訓練毫無，指揮稀爛。帶兵之人，渴盼兵力增加，乃是為了剋扣軍餉以自肥，役使兵員以圖利。為了養這些不中用的兵，國家賦斂之重，達至極點。宋代南渡之初，情形是軍旅寡弱，包括較為強大的御前五軍，如岳飛的同僚劉光世，在其人死後，部隊瞬間即叛降偽齊。

宋代還有制約國家樑棟的那就是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起初的動機無論好壞，是否純粹，到後來都變成意氣與權力的競逐。大家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臉面，當然更不肯放鬆自己的私利。

專制扭曲人性，戕害人性，也對國運實施事實上的破壞。並非中國無人，而是結構性弊端，佛也救不得。

辛棄疾沒有更大的天地供他洪波湧起，譬如他的養訓軍馬策略，就毀於一旦。

在北宋時期，馬政已經紕漏不修，王安石對症下藥有所政策調整，但也和他的青苗等法一樣，走入末路，使老百姓大起反感。軍馬用於衝鋒陷陣，民馬用於託運貨物，兩者竟被王安石混淆，如馬病死，還要老百姓補償，於是民間大起反感。

除了這些，還受到皇權專制政體固有弊端的打擊影響。

本來呢，大的框架和議事規則定下來後，操作的爭論無傷大雅，論辯還有利擇善而從。而在專制之下，名堂就來了，歧路就多了。於是民生經濟大受制約，精神空間幽閉，這樣的人間世，還會有什麼生機呢？

民初野史氏的《烏蒙秘聞》說是專制厲民之習，乃是一種妄自尊大，汙吏擅作威福，對蠻族外人更是淫虐蹂躪，不逮牛馬。而蠻人亦非木石，一有警覺則激而生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