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企業家的貢獻就很不公平，而且十分有害。這種論調容易把是非搞混，最後是造成社會動盪，其危害性切切不可小看。

企業家為富不仁，剝削工農大眾，這種情況有沒有？當然是有的，但並不表現在工資過低，而是拖欠工資，任意加班加點，缺乏勞動保護，性別歧視，不允許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等等。這些情況都屬於違法，所以依法辦事是正確解決勞資矛盾的辦法。法律就是劃分利益的依據，要充分依靠法律。工資高低是市場決定的，任何人無法改變它，市場的原則是雙方自覺自願地同意。如果存在剝削，被剝削的一方不會同意，所有雙方同意的合同肯定對雙方都有利．可惜的是我國法律的實施多少也有點軟約束，許多法律並不認真執行，這才是當今我們應該認真對待的大問題。此間吃虧的往往是居於弱勢地位的工農大眾，大規模拖欠工資是最明顯的例子。如果沒有行政當局出面幫助，幾千億元的拖欠根本不可能得到解決，法律在這裡顯得軟弱無能。

企業家辦事，原則是利人利己。如果他們賺了許多錢，和他們打交道的人一定同樣賺了許多錢。為什麼企業家可貴，原因就在此。這本書中介紹的幾位企業家的事蹟充分說明了這個道理。既然是利人利己必定有財富被創造，否則一方得利另一方必定受損。現在雙方都得利，沒有財富的創造怎麼可能。《中國力量》一書中的故事很好地說明了這個道理，它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現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奧妙。這正是我國改革得以成功的原因，其實也是經濟學最根本的道理。所以，從很多角度來看，這本《中國力量》的確值得我們認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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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郎鹹平等人的一個實證

——評《中國力量——以樓忠福和廣廈為座標》

龍鎮洋與周建順的新作《中國力量》一書，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隆重推出，書中以樓忠福和廣廈為座標，向讀者講述了共和國的歷史變遷與一個企業和企業家成長之間的關係。讀完此書，我們不難發現，不僅樓忠福個人命運曲線的起伏跟新中國的國運曲線完全吻合，而且他個人經歷中的很多細節也跟國家當時的改革制度變化絲絲入扣。

經歷了政策體制上的巨大試錯和宕蕩起伏之後，選擇了漸進改革的中國，每一個階段的進步，都離不開在體制邊沿上創新的中國民營經濟力量。而中國民營經濟力量每一階段的成長，又反過來推動了舊體制的變革。一個令世界驚詫的中國經濟奇蹟，一個日見其好的改革開放局面，其實就是一場體制內外力量協調的“雙人舞”。

正當我們為樓忠福艱難曲折的早期人生經歷、篳路藍縷的創業經歷，以及他身上所蘊涵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的偉大精神而激動不已的時候，在內地有“民企殺手”稱號的香港學者郎鹹平再次向中國內地民營企業“發炮”。其後，郎鹹平的“劍鋒”直指中國主流經濟學者，以及整個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一場始料未及的爭論，就此在一個虛擬的空間爆發並迅速蔓延。

如果見諸媒體的報道屬實，那麼最讓我們始料不及的是，號稱給外國學生講中###史的郎鹹平不僅全盤否定“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和“國退民進”，而且否定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甚至連整個中國改革的大方向都否定了。

與此同時，歷來對改革開放政策基本全盤否定、主張關起門來自力更生的左大培更是在北京振臂高呼——“我們不僅需要中國的普京”，而且還要“展開系統的‘秋後算賬’”。

如此情景，真讓我們有“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如果說這場爭論剛開始的時候還有點探討問題的味道的話，那麼到後來，就完全是意氣之爭和主義之爭了。

史學家袁偉時曾經說，中國的“歷史包袱非常沉重。死的拖住活的，該死的不死，這是兩百年來中國苦難的最要的根源”，“一部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就是衝破這個‘鐵桶江山’的苦難史”。

郎鹹平和左大培願意過什麼樣的生活、喜歡什麼樣的明星感覺，只是他們自己的自由和權利。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國企改革的大方向、民營企業家的巨大作用——這些事關重大的問題，是不能含糊，也是含糊不起的。這些問題的是非對錯，不是誰拍胸脯就可以給出答案的，這些答案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很長時間的實踐中付出了巨大試錯成本之後的慎重抉擇。

袁偉時先生還說，中國的危險一方面來自於自己的歷史，另一方面來自於國外的極端思潮。那些來自國外貌似時髦的極端思潮一旦與中國歷史中最腐朽的東西結合，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