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東陽三建也成了被“驅逐出境”的物件。這種“一刀切”的處理辦法，是中國行政中常見的手法，而在地方上，這種措施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在中國普遍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的文化心理。

面對被趕出寧波市場的命運，樓忠福作為公司負責人除了作出相關應對外，還必須尋求體制力量的支援，因為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最有效、最主流的對話還是體制渠道的對話。一個外地的鄉鎮企業與一個市政府之間的對話習慣還沒有形成，所以作為東陽縣長，童德成親自出馬到寧波找相關部門協調和求情。經過各方努力，後來東陽的農民子弟們總算避免了被逐回家的命運，而東陽三建也因此保住了寧波的灘頭陣地。

寧波清退風波剛過，東陽三建在杭州又因一項工程中的一個技術問題遭遇整個公司“減少一半施工面積”的處罰。童德成再次出馬，風塵僕僕地去找杭州建設管理局的官員解圍。幾千東陽建築民工的就業問題和一個鄉鎮企業的發展，再次因為縣長“能跳華爾茲”而逢凶化吉。東陽三建雖然屬於集體企業，但一縣之長為一個企業的具體問題出面求人、四處奔走，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其他省可能並不多見。但是在浙江，在金華和東陽，這樣“能跳華爾茲的大象”卻不在少數。

東陽縣城所在地的吳寧鎮鎮委書記呂朝昀也是這樣一頭“大象”。不過作為直接面對中國最底層民眾的最底層官員，作為東陽三建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呂朝昀不僅會“跳華爾茲”，有時候還得“跳迪士高”。

儘管東陽曆史上有活躍的手工業傳統、在民國期間也經歷現代工商業的文明洗禮，但是畢竟工業化並沒有在東陽實現過，上世紀80年代的東陽仍然像中國絕大多數的縣一樣，基本是一個農業社會。中國農村的傳統習俗、觀念以及農業文明意識，仍然普遍存在於村民百姓的頭腦中。這些在歷史演變中積澱而成的傳統性格，雖然有很多合理和優秀的東西，但是與市場化改革和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東西也十分明顯。比如大村欺負小村、大姓欺負小姓的舊俗，以及用武力械鬥的方式處理矛盾和糾紛的風氣依然根深蒂固，鼓勵創新、包容差異的多元意識和超越血緣的契約精神仍然缺乏。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鄉鎮企業的“合作秩序的擴充套件”就難免磕磕碰碰了。

浙江大象能跳舞（2）

有一次東陽三建讓吳寧鎮一個村莊的拖拉機隊（屬於集體所有的運輸隊）拉沙石，事前雙方說好一臺拖拉機拉一趟的運輸費是10元錢。不過雙方並沒有籤合約，合約在那個年代的中國農村地區尚不流行，因為雙方都是本地人，不籤合約本也不奇怪。但是這村莊的幹部在拖拉機跑了幾趟後提出要提高運費，從10元提到15元。

東陽三建施工隊自然無法接受這個提價，所以讓別的能夠接受這個價錢的拖拉機隊來幹。可是這個村莊的村民卻把路給堵上，把那些外村的拖拉機都包圍起來，並揚言誰敢把沙石拉進來就打誰。因為工程所用的土地是從這個村莊徵來的，進入工地必須經過村莊，在這種情況下，村民們意氣十足，擺明要強逼樓忠福接受自己的出價，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樓忠福承包東陽三建後賺了大錢。從小就敢於打架、習慣打架的樓忠福，這個時候顯然沒有成熟到把舊毛病都根治了的程度。他覺得這是明擺著欺負人，在知道情況後，立即火冒三丈。他跑過去把被包圍的拖拉機發動起來，然後說：“沒有人敢開，我來開。誰敢擋路就撞誰，大不了就賠錢。”然後就把拖拉機“噠、噠、噠、噠”地開了過去★。

如果大家都來硬的，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繼續下去一場械鬥就不可避免。所以樓忠福審時度勢，採用軟的辦法，請村幹部吃飯說理，可對方仍然咬著15元的價錢不放，並放出話來“要鬥到底”。樓忠福把情況向鎮政府彙報，鎮委書記呂朝昀瞭解到事實真相後，出面做工作，但對方仍然不依不饒繼續以阻撓施工來要挾。就這樣拖了兩個月，最後呂朝昀惟有動用派出所的力量來開道，並堅決表示“再無理取鬧的，來一個抓一個”，事情才算了結。

除了在這一類帶有基層特色的“磕磕碰碰”中維護秩序之外，呂朝昀對東陽三建和樓忠福的幫助主要是維護一個“自主經營”的發展空間。做到這點雖然只要“無為”就可以了，可是對於習慣了“無所不為”的全能觀念的“婆婆”來說，能夠不去幹預自己可以干預的集體企業，卻並非易事。這不僅需要他以身作則的清醒，還需要眾多的“婆婆”不去“上山摘桃”，否則“樹”還未長成就搞得滿地都是“殘花敗柳”了。

體制內力量的“正作用”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