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升騰在輝煌的九天，卻還在從高處首尋望故鄉。連我的僕人也露出悲容，連我的馬匹也彎曲著身子不肯走向前方。

唉，罷了！既然國中無人知我，我又何必懷念故鄉？既然無法推行美政，我且把先人彭咸作為榜樣！

用如此淺顯的散文來表述《　離騷　》，可能會引起楚辭專家的不悅。但是，我瞭解我的讀者，他們即使有很好的古文修養，一旦被我引入現代口語對話系統，也就不太願意在同一篇文章中更換成古代的步履了，哪怕是一小段。這也是散文和學術論文的重大區別。這樣的淺顯表述必然會失落很多東西，卻有可能留存一股氣，也就是詩化邏輯的總體走向。

五

至少也算通俗地親近了一次吧。

從中可以知道，自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內心基調改變了，有了更多的個人話語。雖然其中也關及民生和君主，但全部話語的起點和結局卻都是自己。憑自己的心，說自己的話，說給自己聽。被別人聽到，並非本願，因此也不可能與別人有絲毫爭辯。

這種自我，非常強大又非常脆弱。強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憑縱橫馳騁；脆弱到風露也成敵人，害怕時序更替，甚至無法承受鳥鳴花落，香草老去。

這樣的自我一站立，中國文化不再是以前的中國文化。

帝王權謀可以傷害他，卻不能控制他；儒家道家可以滋養他，卻不能拯救他。一個多愁善感的孤獨生命發出的聲音似乎無力改易國計民生，卻讓每一個聽到的人都會低頭思考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仍然孤獨卻又不再孤獨，他因喚醒了人們長久被共同話語掩埋的心靈秘窟而產生了強大的震撼效應。他讓很多中國人把人生的疆場搬移到內心，漸漸領悟那裡才有真正的詩和文學，因此，他也就從文化的邊緣走到了中心。

從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被嫉受誣，將成為一個橫貫兩千多年的主題。而且，所有的高貴和美好，也都將從這個主題中產生。

屈原為什麼希望太陽不要過於急迫地西沉於崦嵫山？為什麼擔憂杜鵑啼鳴？為什麼宣告要上下而求索？為什麼發誓雖九死而未悔？因為一旦被嫉受誣，生命的時間和通道都被剝奪，他要竭盡最後一點力量爭取。他的別離和不忍，也都與此有關。屈原的這個精神程式，已被此後的中國文化史千萬次地重複，儘管往往重複得很不精彩。

從屈原開始，中國文學擺開了兩重意象的近距離對壘。一邊是嫉妒、謠諑、黨人、群小、犬豕、貪婪、溷濁、流俗、糞壤、蕭艾，另一邊是美人、幽蘭、秋菊、清白、中正、求索、飛騰、修能、崑崙、鳳凰。這種對壘，有寫實，更是象徵，詩人就生存在兩邊中間，因此總是在磨難中追求，又在追求中磨難。詩人本來當然想置身在美人、幽蘭一邊，但另一邊總是奮力地拉扯他，使他不得不終生處於掙扎之中。

屈原的掙扎啟示後代讀者，常人都有物質上的掙扎和生理上的掙扎，但詩人的掙扎不在那裡。屈原的掙扎更告訴中國文學，何謂掙扎中的高貴，何謂高貴中的掙扎。

屈原的高貴由內至外無所不在，但它的起點卻是承擔了使命之後的痛苦。由痛苦直接釀造高貴似乎不可思議，屈原提供了最早的範本。

屈原不像諸子百家那樣總是表現出大道在心，平靜從容，不驚不詫。相反，他有那麼多的驚詫，那麼多的無奈，那麼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隨著那麼多的眼淚和嘆息。他對幽蘭變成蕭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為什麼美人總是難見，明君總是不醒。他更驚歎眾人為何那麼喜歡謠言，又那麼冷落賢良……總之，他有太多的疑問，太多的困惑。他曾寫過著名的《　天問　》，其實心中埋藏著更多的《　世問　》和《　人問　》。他是一個詢問者，而不是解答者，這也是他與諸子百家的重大區別。

而且，與諸子百家的主動流浪不同，屈原還開啟了一種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無限的文采，於是也就掀開了中國的貶官文化史。

由此可見，屈原為詩作了某種定位，為文學作了某種定位，也為詩人和文人作了某種定位。

但是恕我直言，這位在中國幾乎人人皆知的屈原，兩千多年來依然寂寞。雖然有很多模仿者，卻總是難得其神。有些文人在經歷和精神上與他有區域性相遇，卻終究又失之交臂。至於他所開創的自我形態、分裂形態、掙扎形態、高貴形態和詢問形態，在中國文學中更是大半失落。

這是一個大家都在迴避的沉重課題，在這篇文章中也來不及詳述。我只能借取屈原